刘家明：藏经阁瑰宝

刘家明不查字典，不知道“Stacks”这个字有至少11个意思和6个用法。不去参观国家图书馆的展览“From The Stacks”，就不会去查字典。这个字在图书馆指的是那些“不开放给公众的藏书架”。展览的中文名是“书库珍品展”，展出的都是国家图书馆的“藏经阁”的瑰宝。看了超过100件的展品，从我国的印刷业和旧书籍，发现了好多个有趣的历史故事，也重温了几个新加坡发展的优势。莱佛士当年是以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利益为出发点，要在本地建一所“马来学院”，以让英国贵族和商人能与本地人沟通。学院里有附设的图书馆和印刷馆，才“无心插柳”地让新加坡取代了马六甲，成为东南亚区域的印刷中心。展柜里有一本1842年在马六甲印刷的基督教圣经《山上宝训》，那是一本特别的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三合一”译本。很明显的，那是传教士为本地的土生华人出版的。在这展区最吸晴的莫过于那本在1836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印刷，由署名“爱汉者”所编纂的《全人矩矱》了。“坚夏”是指美利坚和华夏，爱汉者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的笔名；书名则是借用了乾隆年间的同名道教书本，内容主要是《马太福音》的译文。郭实腊是个语言天才，在新加坡印刷出版的中文宗教书籍就有20多本，他也编译过暹罗文和日本文的圣经。不过他也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除了传教，也参与英国的鸦片走私，当英国间谍，同时也写批评清政府对英国人诸多限制的书籍和文章。他在香港创立的“福汉会”的会员里，就有“太平天国”的冯云山。由于清朝禁止在国内印刷基督教书刊，所以当时新加坡是主要印刷中心。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逼“五口通商”和开放，郭实腊和宗教文献的印刷也就北移去了，目前香港的中环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吉士笠街”。由此看来，新加坡自古以来都只是外国“企业家”的跳板，靠的只是技术和地域优势，小国寡民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具吸引力。如何改变这个宿命而再繁荣另一个50年，就不得不好好考虑这一点了。展馆里的另一类有趣文献就是有关语文的交流。1883年由林衡南编纂，新加坡古月轩印刷的《华夷通语》，是一本用福建方言教“华夷”马来话的书本。超过2800个马来文字和词分成25个类别，用福建、漳州和泉州音来拼。例如蔬菜是“沙腰”（Sayur），龙眼是“妈淡龟精”（mata-kuching，现代拼音是kucing），朋友是“狡冤”（kawan）等。这反映了华人移民也意识到与本土马来人沟通的必要，才用这类单纯的土法学习。其实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许多马来话也融人了本地的闽南语里。由于大量中国移民的涌入，土生华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本地的印刷商开始出版以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展出的就有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的马来译本。在一本1892年本地出版的《旅游手册》里，作者Reith向游客推荐的第一景点就是植物园，最美丽的路是“乌节路”；幸好我们还留住了植物园，而两旁林荫的“乌节”就只能凭空想象了。他还在书里写道：“只要在路上半点钟，就可以听到几乎全世界的不同语言和看到每一种民族的服饰”。Reith或许有点夸张，不过想到在1892年我们就是个小小的“世界人种博览会”这件事，的确令人兴奋。我国向来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多种语文、文化的交汇”，为不同语言和种族的商业活动当桥梁；不过在现今这个几乎是“单一语文”（英文）为尊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的这个优势也已不存在了。展览里的展品包括了许多不同性质的印刷品如书籍、报刊、杂志、食谱、歌谱、画册和海报等等，其实只要信手拈来任何一个展品，除了怀旧，也可以从中有所启发，或许也可能成为另一个50年发展的借镜。作者是电子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