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
斯蒂格里茨与哈米·拉锡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在今年大幅放缓。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这些国家2015年的平均增长只有3.8%，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以这个世纪来看，相同的情况只在2001年衰退期间出现过一次。更需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俄罗斯联邦及巴西的深度衰退，只是导致增长全面衰退的一部分原因。
诚然，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下降（占全球基本金属需求近一半），是这类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主因，也重创了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事实上，联合国报告列出29个很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放缓严重冲击的经济体。而油价自2014年7月以来超过60%的下跌，也削弱了石油出口国的增长前景。
但真正让人担心的，不只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还有大规模的资本外流。2009年至2014年间，发展中国家总共获得2.2万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部分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让利率处于近零水平。
对资本更高回报的渴求，驱使投资者和投机者转向发展中国家。在这里，资本流入增加了杠杆，撑起了股价，并在某些情况下促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孟买、约翰内斯堡、圣保罗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在金融危机后的数年内翻了近三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幅飙升。
但如今资本流动的方向出现了自2006年以来的第一次逆转。去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出超过6000亿美元，也超过先前六年各国净资金流入总额的四分之一。最大的资金流出渠道是银行。2015年，各大国际银行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总量，削减了超过8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资本外流可以造成众多影响：流动性干涸、借贷成本增加、货币走弱、储备耗尽并导致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下跌。此外，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撞击效应，包括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
发展中国家不是第一次面对处理“顺周期性”热钱的难题，但此次的规模势不可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年东亚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只不过是120亿美元。
当然，当今的东亚经济体也能更好地承受这样大规模的外流，这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外汇储备都有所增加。事实上，全球的外汇储备规模比亚洲金融危机时增长了超过三倍。以中国为例，它在2015年动用了近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对冲资金外流，同时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但目前手中仍握有超过3万亿美元储备。
这些储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庞大的资金外流没有在发展中国家触发一场全面金融危机。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幸运的有这么丰厚的储备。
鼓吹要让破坏稳定的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的人，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这种危险，并试图减少资本流入。以韩国为例，它从2010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措施，旨在缓和顺周期性的跨国银行部门负债。但正如上述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如今应该怎么办？
2008年后，通过资本流入提高杠杆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部门尤其脆弱。资本外流将对股价产生不利影响，推高债务权益比率，增加违约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严重，因为企业往往会预期商品价格持续高企而大幅借贷。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没有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借助条例和税收来限制和遏制外汇风险。如今，各国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避免严重后果。加快对债务人有利的破产程序，可以确保迅速的重组，并为重启债务谈判提供一个框架。
发展中国家政府也应鼓励把这类债务，转换为与GDP（国内生产总值）挂钩或其他类型的指数化债券。那些具有较高外债但同时也有较高外汇储备的国家，也应该考虑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充分利用债券价格下跌的机会，将主权债务买回来。
储备虽然可以提供一些缓冲，将资本流出的不良影响最小化，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足够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抵制试图利用升息以遏制资本外流的诱惑。从历史来看，加息收效甚微。事实上，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提高利率会破坏经济增长，进而削弱国家偿还外债的能力。宏观审慎措施可以减缓或延迟资本外流，但这样的措施也可能是不够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实行选择性、有针对性和有时限的资本管制来遏制外流，尤其是通过银行渠道的外流。例如，可以限制发达国家银行与其发展中国家分行之间的资本转移。参照1997年马来西亚的成功例子，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暂时中止所有资金退出，以稳定资本流动和汇率。这也许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避免灾难性金融危机的唯一办法。重要的是，它们得尽快行动起来。
作者Joseph E. Stiglitz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Hamid Rashid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全球经济观察科主任
本文观点与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无关
英文原题：Clos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ital Drain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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