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毫无疑问，经济将是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当然，这是适当的做法。目前低迷和不明朗的经济情况，可能预示新加坡将面对衰退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因为对经济前景日益感到焦虑，人们对未来经济委员会将为新加坡这个依赖贸易和投资的经济体开出什么“妙药良方”，也可能充满期待。
领导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将于3月24日提呈上任后的首个预算案。他在上个星期表示，经济重组和转型将是政府在来临财政年的首要日程。生产力增长（2010年至2020年）并不如预期，而我们只剩下少过一半的时间。实行经济改组成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未来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一套着眼未来的经济策略，“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可持续增长、创造价值和机会、充满活力和弹性的经济体。”除了王瑞杰和副主席贸工部长（工业）易华仁，委员会的30名成员还包括另外三名部长：陈振声、王乙康和黄循财。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未来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和最终提出的建议，将展现第四代领导人的决策能力和他们同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技巧。这是新加坡政治接班步伐加快，建立信任和信心过程的一部分。
为了追求共善，委员会必须准备“屠宰圣牛”。正如建国一代当初摈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政策，转而致力吸取海外直接投资和建立出口型经济。
经过了5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因为经济渐趋成熟和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双位数增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事实上，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疲弱，低于经济战略委员会（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2010年设定，未来十年（2010年至2020年）每年取得3%至5%增长的目标。
尽管人们的期望很高，委员会提出的路线图本身并不能确保经济成功。制定未来经济策略的细节相对来说是委员会任务较容易的部分。委员会大概会提出各项建议和对策来鼓励创新、增加出口、争取更多海外直接投资、确保劳动人口有必要的技能组合，在制造业、服务业和还没有确定的未来领域供应链，提升自己的价值。要增强竞争力和为亚洲与其他区域提供更多价值，提高生产力和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介角色也是重要的。
委员会的检讨工作、建议的提出和落实，必须有新加坡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外来投资者和中小型企业）的参与，并让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
改变思维模式至关重要
经济需要增长和提供就业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更相关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创造和维持未来经济的发展。改变思维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要如何摆脱不容许失败的心态，和时刻提醒我们国家面对的局限和脆弱性的文化？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往往扼杀了我们创新和创业的能力。
经济和我们的福祉与身份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委员会提出和实行的经济策略，必须和我们所要的社会吻合，并促进这样的社会的出现。
在不久以后将出现的未来经济，什么是全国性的重大考量？是不是更多财富，更快的生活步伐或更大的不平等性？还是我们期望放慢生活步伐，较低的经济增长但更多的社会保障？不过，实际的选择并不需要是这样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做出取舍，那肯定可以找到需要这样做的地方。
简而言之，委员会和新加坡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学习不做取舍的艺术。这需要全面地让经济与社会利益和需求达成一致。当然，这不能免去必要的政策选项，但却可以让我们有意识的避免以二分法来看待政策选项的倾向。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新加坡人应该保持、放弃或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和规范是什么。毕竟，经济是新加坡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经济需要人们的经营和努力，才能有活力和繁荣发展。所以，委员必须避免“狭隘视野”。对委员会的工作来说，非经济层面同样重要。
把对看起来似乎不相关联的教育、社会保障、贸易和环境结合成无缝的整体是至关重要的。要提出的经济策略为国人接受并强化我们的社会凝聚力，“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明确区分也应该避免。
在建国的新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间必须进一步相互促进、相互协同。把经济和社会看成两个不同范畴或两种不同的权利和利益，是一种不真实的二分法。若把经济和社会看成硬币的两面，那取舍实际上会被视为欠佳的政策选择。如果我们坚持经济发展重于一切，那为了我们的生存，取舍就变得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但一定要这样吗？
经济系统本身是不能自行持续的，因此委员会的建议也必须促进我们的社会资本的增长。要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必须在过去数十年物质繁荣的基础上，维持和增进我们的社会资本。要不然，社会资本会慢慢被耗损，削弱我们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坚韧性。
因此，包容性、平衡和可持续性必须是未来经济策略主轴的一部分。在经济上，我们经常提出“什么”和“多少”的反射性问题。其实，我们也应该提出“怎样”这个问题，并认真加以讨论。
未来经济本身就是我们的公共机构、工商业实体和社会的结合，因此必须反映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经济的利益相关者。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叶琦保译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