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梅:中生代的语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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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曲

真的不要太责怪环境,我发现自己和同事之间也越来越习惯用英文发短信和电邮。我一直尝试坚持用华文与同事和朋友通短信和电邮,但是在海量英文信息的冲击下,经常会随波逐流。然而,用英文和同事进行一连串的短信沟通后,我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愧疚感。

朋友圈里几个星期前广传一篇《海峡时报》专栏作者郑涵青(Tee Hun Ching)写的《讲华语的保卫战》(The battle to speak Mandarin)文章。

作者曾经是《海峡时报》的新闻工作者,目前是自由撰稿人。她从小在讲华语家庭长大,是一名英校生,丈夫是华中和华初毕业生。她在文章中说,在同学聚会老朋友相见时用华语沟通,但是一转身和孩子讲话,就自然转成英语。

她的焦虑不是因为担心孩子的华文考得不好,影响整体成绩,而是希望孩子能和自己一样,维系着与母语的情感联系,渐渐懂得欣赏华文之美。

很多中生代看了文章后,心有戚戚焉,纷纷转发。一名随法国籍丈夫在新西兰工作而迁居海外的前同事在面簿上看了文章,吁请老朋友们当她下次带孩子回新加坡时,请大家跟她的孩子讲华语。她的女儿从小和她讲华语,和父亲讲法语,在学校讲英语。与英语和法语相比,大概因为华语比较难掌握,孩子们也缺乏使用的大环境,讲华语的能力渐渐快被另外两种语言超越了。

每次回到新加坡,她都希望让女儿浸濡在一个比较有机会用华语的环境,让孩子熟悉这个活的语言。可是新加坡社交圈预设的语言已经变成英语,她的孩子又是混血儿,更没有人会主动开口跟他讲华语,让她对孩子的语言学习感到焦虑。

身边有孩子的朋友,对这个情况都感到很困扰却又无能为力。由于在华文媒体工作的关系,华文的使用和普及程度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能力挽狂澜,尝试通过各种分析途径来理解我们的社会为何越来越少用华文的问题。

正好当时正在上一门关于“设计思考”(Design Thinking)的课程,简单来说,这是一套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透过了解人们的需要出发,为各种问题寻求解决的新方案,以及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设计思考”不同于分析式思考,它的思考过程包含了五个步骤:同理心、定义需求、创意动脑、制作原型、实际测试,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式。

在华文媒体工作,我们想知道公众对华文华语的使用态度以及对华文信息的需求,从而找出设计和改进产品的新方案。指导员告诉我们,调查对象最好找两种极端组别,一端是完全不使用华文华语的华人,另一端是华文华语的忠实使用者。

组内分工后,我负责去寻访华文忠实使用者。

第一个受访者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兼职德士司机,他只会看华文,英语只懂得很基本的生活交流。最近因为单身的儿子精神健康出问题,已经步入晚年的他还需要为了照顾儿子而感到困扰。他的女儿已婚,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他和外孙沟通时基本上是使用英语,因为孙子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很难用华语沟通。问他会不会感到遗憾,他说:“孙子们学不学好华文华语,不关我的事。“

他现在担心的是儿子的健康以及自己老来的生活,至于与语言使用的相关问题,他关注的是“能不能报上名参加关于精神健康的华语讲座”。

在咖啡店遇见一群在翻阅华文报的大叔,他们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生活也比较宽裕,因为早期接受华文教育,生活上主要用华文、华语和方言。同样地,由于没有和子女同住,孙子那辈都不太讲华语,因此祖孙之间的沟通很少。问他们会不会感到遗憾,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不会,因为那是孩子们应该关心的事,自己不懂英文才是遗憾。如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出门时认不认得路牌、会不会上网找感兴趣的中文信息来填补资讯缺口,至于下一代会不会讲华语、看不看得懂华文,他们已经不在乎了。

负责寻访另一极端组别的同学找到的对象,是孩子在上学的年轻家长。不论这些年轻家长的华文水平如何,他们都希望孩子在母语的学习道路上能顺利一些。可是很多家长虽然读了至少十年的华文第二语文,但是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就像数学课学过的微积分一样,久久不用全都还给老师了,他们现在正为下一代的语文学习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半个上午的寻访任务并非是完整的调查,固然有所偏差,然而见微知著,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年长一代使用华文的人,并不觉得华文有什么好,甚至因为过去的经历和生活上的不方便,大部分人对语文学习的课题采取“不关我事”的态度。中生代则因为中国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经济因素,以及身为华人的文化因素,因此对子女的母语学习感到深度焦虑。

在我们所处的特殊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环境里,大家已经在英语这个共同语言之下创造了沟通桥梁以及粘合剂。然而,把对本身的语言、文化的掌握,超越功用层面,提升到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审美认识,是人到中年自然产生的感性需要。

想从自己掌握华文的长辈那里得到学习母语的源头活水,但因为历史、环境、文化素养和艰辛的个人经历等种种因素,上一代未必能充分理解中生代的这种渴望。随着时代变迁的加速、科技的进步,使得年长者的经验和权威性在整个社会受到挑战。得不到尊重也就自然会退到自己的舒适区去冷眼旁观,这是一种本能反应。

中生代对下一代母语学习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股焦虑不见得转换为行动的动力。具体地说,会讲华语的父母,甚至是一些中文系毕业的同学或者从事华文工作的人,为什么在家中都难以坚持用华语?

真的不要太责怪环境,我发现自己和同事之间也越来越习惯用英文发短信和电邮。我一直尝试坚持用华文与同事和朋友通短信和电邮,但是在海量英文信息的冲击下,经常会随波逐流。然而,用英文和同事进行一连串的短信沟通后,我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愧疚感。

郑涵青文章中有一句感慨:“如果连华文知识界都不和孩子讲华语,新加坡还有什么希望?”

母语学习是一个老问题,它一直僵在这儿;对于新加坡的前景,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事,不见得马上会看见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个人精神上的空虚感,大概在若干年后会回来叩问我们的心灵,到时也只能像现在的老一辈那样说:不关我的事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

兼早报副总编辑 hany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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