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从一条牙膏话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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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现全家使用的那款牙膏的价格并非固定后,我开始有策略地购买牙膏。更准确地说,是囤积牙膏。

不同售卖地点,会不定期地为那款牙膏推出优惠促销,原本一条8元5角,一下变成买两条送一条,或是买一条第二条半价等,因此牙膏的单位价也相应显著递减。因为观察到这种不可预期的价格波动,现在凡是看到牙膏打折,我就先扫货。

从不觉得这是个特别有谋略的省钱达人做法,直到最近在美国《华盛顿邮报》阅读了一篇文章,从另一角度解读贫穷问题,顿时领悟到贫穷的代价,原来可以是细微至一条牙膏的损失。

标题为《为什么穷人为厕纸甚至所有东西都付出更多钱》的文章,引述了密歇根大学一项针对超过10万美国住户的历时七年研究,指出在购买厕纸——类似这些无论贫富都需要使用的日用品方面,穷人较少会买大包装或在指定的促销期内购物,以致他们花费在每卷厕纸的钱比富裕者来得多。这是因为贫困者往往无法一次过,负担大包装更高昂的价格,他们也因此无法囤积多余用品,可让他们等到下一次促销时再进新货。结果,每回用完厕纸,他们就得马上去购买新厕纸,而当时厕纸的价格未必有优惠。

想象将这种错失优惠的消费问题,扩大至厕纸以外的所有日常用品,就不难理解这积少成多的原理,如何造就一种钱持续不够用的恶性循环。当我们提到贫富悬殊的问题时,总是认为,富裕者有更多钱,可以拥有更多资源,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素质、应对人生的挑战,以及培育下一代,却往往忽略了他们拥有的更多钱,也同时转化为有助省钱的筹码。

这就好比给予现金回扣的信用卡,这类信用卡一般要求申请者至少拥有年薪3万元,相等于月薪2500元;至于那些提供更多优惠服务的信用卡,申请者的收入门槛想必就定得更高。试想想,一名月薪不到1500元的低收入者连申请信用卡的资格都没有,当他与另一名持有信用卡的高收入者购买同样100元的日用品时,反而是更有负担能力的后者,由于信用卡提供的3%回扣而仅须付出97元。

现代社会运作的最大吊诡就是,整个消费主义是以累退(regressive)的模式在运行:低收入者因无法享有同等的优惠和回扣,以致在购买同样物品时,比高收入者付出更多。

诚如南洋理工大学一名社会学副教授近日在《海峡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低收入家长之所以会做出有欠理想的决定,往往基于他们处在捉襟见肘的生活环境里,面对的选择非常有限。她提出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尽管知道提高学历才是长远脱贫之计,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选择辍学,只因为他们需要尽早赚钱糊口。

以此道理放在购买牙膏的情境里,同一时候购买三条牙膏,固然才是折扣最大化的做法,但在每月财务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次过把钱都花在购买牙膏,倒不如先买一条,留着余额购买其他更迫切需要的用品。

无可否认,政府近年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最新公布的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中,收入最低20%受雇居民住户的平均人均工作月入增长幅度最多,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居民住户人均所得的政府转移(Government Transfers)也最多,达9318元。但毕竟政府转移中只有小部分以现金支出,低收入者的日常开销方面,还是有政府援助以外所须面对的局限。

在政府的社会开支过去五年已增加近一半的背景下,恐怕一味向政府需索无度,只会变成纳税人的负担。唯有从各种视角更全面地认识贫困者面对的困境,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各群体在各自的领域,设想如何为扶贫尽一分力。

从宏观政策层面着手如何帮助贫困者缓解应对生活费的压力,到民间援助团队如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帮助弥补政策缺口,乃至商业领域如何为不需要符合收入要求的转账卡提供更多直接优惠,以及改变优惠的模式——索性为一条牙膏的单位价直接打折等;个个环节都是帮助弱势群体的突破口,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有改变的认知和意愿。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内容主任 angy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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