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经济学家的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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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一直在入侵迄今为止被认为不能进行正式数学分析的人类活动研究。批评者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它产生了爱情经济学、艺术经济学、音乐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文学经济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如此扩张,背后的统一基本思想是不管人们做什么,是做爱还是做小部件,他们的目标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这些成本和收益可以简化为金钱。因此,人们总是追求交易的最佳财务回报。

这与流行的行为区分法相反。流行的二分法是应该算计成本(也是理性)的行为,以及人们不会(也不应该)算计成本的行为。在批评者看来,认为涉及内心情感的事可以进行冰冷的算计没有抓住重点。但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冰冷的算计正是重点。

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爱情的先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不然在哪里呢?)。在他1973年发表的讨论班论文《婚姻论》(A Theory of Marriage)中,贝克尔指出,挑选伴侣本身是一种市场,婚姻是只有当双方都获益时才发生。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理论,以男女互补的性质为基础,但只把爱情视为降低成本的机制。

接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伦德(Lena Edlund)和马尔堡大学的科恩(Evelyn Korn),以及雷丁大学的吉乌斯塔(Marina Della Giusta)、都灵大学的迪托马索(Maria Laura di Tommaso)和奥斯陆大学的斯特罗姆(Steiner Strom)等经济学家,都应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卖淫。在这里,经济学方法似乎效果更好,因为钱确实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埃德伦德和科恩将妻子和妓女处理为可替代品。第三种方案,即定期性伴侣,被假设排除在外。

根据数据,妓女比从事一般工作的妇女收入高得多。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对于如此低级的技能,会有如此高昂的溢价?

在需求端是登徒子,而且常常是旅行途中的登徒子,他们掂量与妓女共度春宵的收益和被抓包的成本。在供给端,妓女要求更高的收入以补偿更高的患病、遭遇暴力和难以获得理想婚姻的风险。“如果婚姻是女性的一个收入源”,埃德伦德和科恩写道,“那么妓女必须获得远离婚姻市场机会的补偿。”因此,妓女收入的高溢价,体现了从事性工作的机会成本。

对于为何竞争并没有拉低性工作者的报酬的问题,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她们有一个“保留工资”:如果出价太低,她们就会换一份风险较低的工作。

如果国家要干预这个由自愿买家和卖家组成的市场中的契约,依据何在?为何不遂了许多性工作者的愿,让这个市场整体脱罪?和所有市场一样,性市场需要监管,特别是为保护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着想。此外,和所有市场一样,犯罪活动,包括暴力,原本就是非法的。

但另一方面,一刀切禁止买春的呼声很高。所谓的买春法规定,购买性服务为犯罪(但出卖性服务非罪),瑞典、挪威、冰岛和北爱尔兰都已经实施了该法。人们预期强制减少需求就能减少供给,而不必让供给者入罪。一些证据表明,这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尽管这一所谓的北欧制度的支持者,忽视了买春入罪对性服务供给者或潜在的供给者的收入的影响。)

禁止买春运动因为国际贩卖妇女(以及毒品)活动的日益猖獗而加强。这可以算作全球化的一个代价,特别是当许多妇女从对待女性的态度截然不同的国家涌入西方的时候。

但人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太过极端。买春法假定妓女不可能是自愿的——这是一种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有机(organic)暴力形式。但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认为。关键在于“自愿”一词的定义。

诚然,一些妓女被奴役,雇用她们的服务的男性应该被起诉。但对于禁止使用奴工已经有了成文法。我猜大部分妓女是只是不情愿(reluctantly)地选择了她们的工作,迫于压力才这么做,但不是不自愿(involuntarily)。如果雇用她们的服务的男性被入罪,那么使用超市收银员、呼叫中心员工等服务的人也应该入罪。

还有一些妓女(诚然那只是少数)声称享受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男妓(不管是同性恋还是直男),他们常常被维护妓女的女权主义批评者所忽略。简言之,寻求禁止买春者的人性观和经济学家一样狭隘。圣奥古斯丁曾说:“远离娼妓,世界将饱受淫欲折磨。”

最后,所有基于不平等和受胁迫的原则而反对妓女的观点都是肤浅的。当然,反对淫业有很强的道德正确性。但除非我们准备去坦然接受它——而我们的自由文明并没有做好准备——否则我们能推行的最佳办法就是监管性交易。

作者Robert Skidelsky

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英文原题:The

Economist’s Concubine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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