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新加坡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司机，有开公交车的，也有开班车的。这位从中国东北来的司机是开班车的。一晚车行至植物园时，路边有一辆小车停在有黄线的弯道旁，使路面变得狭窄，于是司机将车停了下来。我目测了一下，觉得小心驾驶的话，还是可以通过的。司机按了一阵喇叭后，没人回应，就大咧咧地往车上一坐，安心而且放心地等待车主回来，似乎找到又可以不干活又不用担责任的理由了；也不管车上的乘客是不是有急事，会不会耽误工作。
很快班车后面堵了一长溜大小车辆和摩托。这些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并不断有人下车到前面来查看出什么事了。当他们得知是有人违章停车挡了道，就想看看是否有办法通过。查看完前后左右距离后，几乎每个人都说可以通过，只要将巴士往回倒一点儿，调整一下方向就可以了。他们表示愿意帮司机盯着路面和车距和打手势。甚至有人说，如果司机不敢开得话，他愿意代驾。
那位中国司机一口拒绝，说他的是辆新车，如果有划痕或者车轮蹭路沿给弄脏了，回去公司会骂他，扣他的工资。众人异口同声说有大家帮忙，一定不会的，但那司机就是不干。随着时间流逝，被堵的人们火气在升高，说班车司机故意不作为。这边中国司机的火也上来了，吼着说你们为什么找我的不是，这不是我的错，你们应该打电话找管理人员（领导）来调查解决问题。
然而他终于承受不住不断增加的人群的压力，开始认真查看车的位置，是否可以勉强通过。这么一认真就有办法了。用不了一分钟，大家都上路了。
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很有中国特色：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怎么将事情办好，想的全是自我的得失。遇事首先考虑的是追责（lay the blame），只要不怪我，管他天塌下来。他们还特别怕事——要不是怕人越来越多，事情闹大了可能对自己不利（毕竟是在外国），这位司机是不会去主动解决问题的。公众的利益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是当官的事，小百姓用不着操心。这种观念已经渗透了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
推诿责任，没有担当，这是生活在威权体制下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特征。他们主要的行为方式是听从命令，服从安排，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少有机会独立自主行为。自主行动往往得不偿失，甚至很危险；功劳被领导占有，失败的责任由个人承担，中间还招人忌恨。没有人格健康发育的空间和条件，使中国人的“劣根性”疯长，扭曲的人格比比皆是。拆台、使绊儿、吹牛、诈骗、攀比、拼爹、坑爹、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相互倾扎、落井下石、嫉贤妒能、勾心斗角、做人无道德底线，这些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格的表现，其本质是一种奴性。
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自由和自主性有了很大的改善，上述劣行少了些。然而制度的惯性仍在，且有强化的可能。如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增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不许“妄议中央”，甚至“守纪律，讲规矩”等等，如果制度变革跟不上，都会削弱干部的担当精神。当所有人都恐上时，担当所需要的自主空间就没有了，消极应付或投机钻营是必然的。
近来为了推动经济转型，中国当局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良好的愿望却缺乏现实的制度条件。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应该深入研究一下美国的制度，不光是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
乐观向上、积极阳光、敢说敢干、见义勇为、从不墨守成规、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这些个人品质是美国软实力的最深厚的基础，也是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刀兵相向和浴血相搏，美国人（昨天的死敌）在越南比中国人（昔日的盟友）更受欢迎。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正直、容易亲近，甚至还有点“傻”。美国政客里不乏鲜廉寡耻、谎话连篇之徒；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接民众的地气，因而是个可靠的纠偏机制。即使短期内纠不了偏（例如对外政策上屡屡冒傻气），它也是透明的，因而可预测。这使美国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了。
反观在中国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法律、纪律、规定和制度都靠不住，因为这些都是由权势者制定并由他们来执行的，因而有弹性。虽然政府也奉行民粹主义和亲民政策，希望获得人民的拥护，但从根本上讲用不着求老百姓，不需要他们的选票来执政。加上决策过程不透明，使政府的行为和政策都难以预料。对外国人如此，对本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生存之道，中国人都热衷于努力编织一个人情网，建立一系列关系户，力图和权势人物搭上关系，储备足够的社会资本。一旦有什么事发生，这个关系网比任何东西都可靠，包括法律。人们长年累月在这种算计中度日，而不是靠原则和道德标准来行事，自然给别人的感觉是靠不住，也不可预料。这种人格上的缺陷，才是中国软实力不振的根本原因。中国每年有上亿人出国旅游，他们把不安全感和机会主义的行为方式（所谓“不文明行为”）带出去展现给世界，引人白眼。当国人得不到尊重时，国家也不会得到尊重；国家的强盛引起的往往是恐惧和猜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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