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飞安管控的更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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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孟达

接管区域飞安管控权在印度尼西亚是一项常青课题,每当印尼政府有这样的表达时,新加坡政府都不会掉以轻心,而必有一番认真应对。来自印尼非政府层面的有关论调,新加坡同样不会小觑,也自有非政府层面的回应。

新加坡不怕一而再,再而三重申立场、摆明事实,印尼和新加坡之间就这个课题的一来一往,老调之中也常有新意,能加深新加坡人对这个课题的认识。

最近,印尼前空军参谋长察比·哈金在印尼《罗盘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飞航情报区管理的吊诡现象》(《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都加以转载),提出了印尼应该基于“主权”的问题向新加坡拿回廖内群岛飞航情报区的管理权。哈金老调中的“新意”就是他无法掩饰心中那一股闷气,印尼作为区域老大,区域飞安竟然一直以来由小小的新加坡管理,“孰可忍孰不可忍”!

印尼方面常以国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寡来看待新印双边关系,那么可以让他们不服气的地方很多,又岂只是飞安管理。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卓越院士,出使过印尼,曾经在1970年代末参与民航谈判的德斯加针对印尼的“主权论”加以驳斥,指出哈金言论的矛盾之处(见《飞航管理,安全第一》一文,刊于昨日《联合早报·言论》)。

德斯加的回应给我们长了一些知识,如凡是取道印尼领空飞来新加坡的民航班机,新加坡为其提供导航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都得交给印尼,而不是印尼评论员所误以为的新加坡从中得利。

但我的一个疑问是,这样的做法是国际上的惯例、或是国际民航组织定下的规矩,还是新、印两国之间的友谊安排?无论如何,飞安管理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空中飞行安全,新加坡为维护和加强本区域飞行安全所付出的代价,都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若基于“主权”考虑,根据领空边界划分新加坡周遭的飞航情报区,就会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会使得民航机和空中交通的协调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繁琐,空中意外的风险也跟着提高。德斯加的话可让人体会到一个冷酷的事实,作为国际航空枢纽,这是新加坡的优越处,但也是新加坡的死穴。本区域复杂的空中交通网络若缺乏有效的指挥系统,新加坡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也就不保。

如果空中交通的管理权等同于国家主权,则方圆710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几乎是没有什么领空可言,新加坡的咽喉形同被人牢牢掐住。

印尼要祭出“主权”牌来接管本区域飞航情报区管理权引发的争论,这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合,因为印尼的政界、学界、军界、媒体比新加坡复杂得多,时不时总会有人拿飞行管理的课题来炒一下民族大义、国家主权,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主要还是讲给他们国内人听,对一个无法理解这个课题所延伸的更大意涵的印尼民众,这是个廉价的宣传,而新加坡的驳斥不会进入印尼官方或是非官方的论述中。

对新加坡而言,印尼国内的不断炒作也可以看到一点积极作用,就是重复提醒国人注意新加坡所处地缘政治的微妙处和生存地位的脆弱。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多次重申新加坡为了生存必须在区域国家中领跑而且必须至少领先15年,以飞安管控系统的科技领域而言,远远领跑更是生存的硬道理。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周围的飞安管控落入印尼手中,到处高楼大厦,八九成国人是高楼居民的新加坡安全还能有什么保障,再强大的国防力量也无法给我们十足的安全感。而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还得处处奉承印尼这个区域超级大国。

但是,即使处处奉承也不能保障新加坡的安全,飞航情报区管理权不在我们手上,就成了防恐的隐患,恐怖主义者可以通过对印尼飞航情报区管理组织的渗透,伺机在新加坡上空制造空中事故,给新加坡致命一击,这样的情景也必须是在新加坡的防范中。

印尼军方这次又放出接管飞航情报区的论调,莫非是看在新加坡已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而要来试探一下新加坡的意志力不成?

印尼是个大国,并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加重要角色,而期望邻国顺从其意志,很可能招致印尼邻国的抗衡反应。德斯加的文章结尾对印尼的这项提醒,语气已有点不客气了。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有个小国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北有晋南有楚,备受欺负,直到它出了一个有骨气、有原则、有眼光、有勇气的政治家子产(受到孔子的高度点赞),形势才大大改观。子产时不时要应对这两大国的恐吓。有一回,楚国的王子围,跟郑国一个大夫的女儿订了婚事,迎亲之日,带了三千个全副武装的兵士,想要在郑国人民面前威风一下,也让新娘子风光一番,三千“迎亲部队”还没进城,郑国人民已经吓到脚软,唯独子产淡定自若,派人出城跟新郎摆明“迎亲规矩”,只准三人进城,几个随行者也必须换上平民服装,子产的坚定态度叫骄傲的大国王子屈服。子产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客气就不该客气,使得郑国终于赢得大国的尊重。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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