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明:工程师都去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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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脉搏

上个月朋友送我一本书,那是1985年南洋理工大学(当时是理工学院,NTI)第一届工程系毕业生为庆祝毕业30周年所撰写的。书里记录了这批近600个电机电子、机械制造和土木工程师30年来参与的100件大小工程,跨越了我国各种基础建设、软件硬件、工商领域、公共和私人企业。

李显龙总理在书的序文里提到,当时政府有鉴于工程师对建国发展的重要性,才在NTI设立工程系。他寄望工程师们能继续发挥创意和献身精神,把我国有限的资源和弱势转化为优势,征服新挑战,把国家引向另一个高峰。工程科系不断与时并进,收生也每年逐加,到了2015年,每年从本地各学府毕业的各科工程师已近1万人。近日来政府却在各媒体呼吁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技业,究竟每年毕业的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呢?

笔者曾经和瑞士同行交流,他们自嘲地说目前瑞士的基础设施如水、电、交通和住屋的供应和维修,都被廉价的外国工程师垄断了,就连防核防弹的国防建筑也不例外;不少本国的工程师只好改行去商界和金融界发展了。40年前,笔者的讲师似乎已预见了这一点,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们,别去死记理论和公式,因为工作时不一定会用到,也或者知识已经过时了,所以要用时,记得讲义收在哪里就行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工程师的困境,似乎是一个结构性的和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新加坡建国50年来突飞猛进的建设,基本上已把国人衣食住行等提升到相当高的水平,基础设施目前所需要的,是维修和使系统保持正常运作。由于维修工程在我国常被认为枯燥乏味,工作辛苦繁重,所以本科生都不愿把它当成首选。也由于工程师没有“固打”限制,所以企业就索性外包和聘用较廉价的外国工程师了。因工作环境不佳和薪金不具吸引力,很多毕业工程师都转向其他领域发展。我国的经济已改向高科技的领域,如航空、卫星、通讯、系统设计等,由于课程没有及时跟进,工程入学门槛又高,选修的学生自然少了。所以传统工程科吸引不到学生,学生也不敢贸然选修新科系。

此外,另一个更严峻的情况其实已经浮现了,那就是智能资讯和绿色工业时代的到来。大家或许有注意到,目前政府所说缺乏的不是一般的传统工程师,而是要维持整个资讯通信系统、网络安全、大资料数据分析等的软件和服务科技人员。由于这些都是关系到企业和机构,以及政府内部操作和机密方面的工作,所以企业会尽量不外包而要聘请专职人员。这种需求无形中更打乱了本国有限的工程师的供需平衡了。

短期来说,我国可能还是要靠外援来缓和一下工程师短缺的难题。从长远来说,我国应该重新启动1980年代的智慧,重新为未来规划一下对工程师的培训和应用。首先,大专学府可以重新定位,以培养高水准工程师为目标,让有限的国家资源和人口,集中和优先培训对建国有高效益的工程学科。我们要激发中、小学生对科技的兴趣和热忱,减少学生对数理化的“恐惧感 ”。

在籍的工程师应该提升技能,传统工程要快速转型,要大量利用智能通讯科技和观念,创造减少对维修服务依赖的工程;同时也提升维修工程,让它更有效率。我们不能把工程“分而治之”,一切工程要把设计、建设、运行、维修等从开始就融入整个系统里,这样的“整体观念”才能达到整个工程的省维修和提高永续性。我们还要培养工程师的使命感,因为有很多基础工程是有关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并不是高薪金就能留得住人才。

工程靠的是创新和想象力,我们在工程的科研发展上要明白小国的局限,不能期望在每个领域都争取突破。就如建国总理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所提倡的,我们要务实,别奢望能研发出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但我们一定能把某种药改变成最适合亚洲人用的良药。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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