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鹏:一种治理哲学的回归

城国断想

“2016年的预算案表明通过创新进行变革,是我们取得进步的最佳方式。就这样,我们要求新加坡人接受召唤,挺身而出承担一些风险。要有生产力、推进国际化、展开合作;对了,过程中也请顺便关怀有需要的人、结婚、多生几个孩子,还有别忘了,要坚韧不拔。”

官委议员郭晓韵上周在国会辩论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时,如此概括了政府对新加坡变革的期许。生动且充满青春况味的语言,与严肃的国会殿堂环境形成有趣的对比,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郭晓韵一番感情真挚的演讲其实并非在抱怨政府,她意在点出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怕输文化”和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限制了新加坡人做出改变。她认为,唯有知足常乐,超越自我并相互扶持,才能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郭晓韵描述的不外是一种典型的新加坡生存焦虑,一种宿命般的危机意识。新加坡不能原地踏步,这是政府要传达的信息;不进则退,这是每个国人必须警惕的局面。

聆听三天的财政政策辩论,最大的感触在于体会到了一种治理哲学的回归。淡化了一段时期的经济政策论述,又再回到人民行动党政府施政议程的中心位置:资源的创造和积累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前提,促进经济蓬勃发展是必要的手段。

新的财长、新的政府任期、下一个金禧年的起点,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力求同社会携手合作,共同摸索前进的新路径。财政部长王瑞杰在预算案中端出的苦口良药,如坚持推进经济重组,要求企业依靠创新能力和生产力,而非依靠政府津贴成本来竞争,体现了行动党政府经历过两届大选的支持率摆荡后,在某种程度上找回了执政的自信。

它过去几年更加以人为本,“左转”之后在巩固社会安全网方面建树良多,或多或少摆脱了“重增长、轻分配”和“不惜代价追求增长”的负面形象,也重建了政府与民间的信任纽带。在这个过程中,它调整身段因时制宜,有效地应对新时代的政策需求,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正体现了其治理哲学中务实灵活的一面,以及政策创新的实力。

或许跟经济低迷和社会政策收效有关,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氛围正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移。就连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在参与新财政年政府财政政策的首天辩论中表明,“新加坡核心并不等同于一支全由新加坡人组成的劳动团队”,也未在坊间引起热议,可见关于在建立“新加坡核心”这个课题上,政府收紧外来人口的举措,多少已缓和了民间的一些疑虑。

三年多前,政府发布的《人口白皮书》引起了广泛的民怨,朝野在国会殿堂上就“新加坡核心”的概念激烈交锋的场景如今还历历在目。三年多后,即使人口课题依然敏感,但至少“新加坡核心”必须是一支多元团队——一支由跨领域、拥有多元文化背景及国际经验的人才所组成的团队,这个社会共识,无论它有多脆弱,得到了重新确立的机会。

有了厚实的民意基础,此时正好是行动党政府领导国家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最好时机。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主任

chancp@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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