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敏:亲家庭同时勿忘单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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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准时下班和选择灵活工作时间成为所有员工——不分有家室与否——都能享有的权利时,它就不再是一项特定群体才有的不平等福利,而是一个人人都能有的选项。

“只因单身、没孩子,就得没日没夜工作,无权享受私生活吗?”在职场打滚的单身人士,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抱怨?

虽仍欠缺详细调研数据,美国学者已开始留意到,有越来越多单身人士申诉自己在职场上被歧视,比起有家室的同事,更常被要求加班、出差或取消假期。部分学者将此列为“单身歧视”(Singlism)的最新征兆。

同事能轻易地以孩子不适、需带孩子上课、陪伴放假在家的孩子等理由推掉工作,自己却很难为了约会或参加家庭聚会而请假,这种“双重标准”令单身雇员颇为不满。

美国多项调查显示,单身人士普遍被雇主认为是更好的员工,薪酬也比有孩子的女性高。这对努力工作的职场妈妈未必公允,但至少显示部分承担过多工作的单身人士,在金钱上获得了补偿。

可是金钱是否就足以弥补单身人士所做出的牺牲呢?单身人士对生活和工作平衡的需求,为什么理应被轻视?

正如教育部代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不久前接受本报专访时所说,“每个人都要爬山”的假设已不再成立。“不是每个人都要爬山,我们每个人的目的地、人生目标都不一样……有些人要去村庄,有些人要去大城市,有些人要去绿洲,有些人要去河岸。”

单身,不再代表一个人的视野里只有工作,只有繁华的大城市。

如何看待单身人士对生活和工作平衡的需求,不只是一个公平与不公平的原则问题。对这一需求的忽视,将间接助长一种扭曲的工作文化:被工作吞噬的生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生活和工作平衡成了不合理的奢求。这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为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积极鼓励企业推行灵活工作制,帮助家长兼顾家庭和事业。新加坡也不例外。不过,灵活工作制面向的群体,不应只局限于家长,应当是所有人。

上个月随人口及人才署到韩国和北欧考察,发现灵活工作制对鼓励生育起着不小的作用。有时间照看孩子,消除了年轻男女对生育的焦虑。

新加坡好些双亲工作的家庭,天刚亮就得把孩子弄醒送往祖父母家,入夜才接回孩子。年纪小小作息就难有规律,只能围绕父母的工作时间打转,让家长暗自心疼。

相较下,北欧的家庭生活绝对更吸引人。近日在瑞典探访好友一家时,只见夫妻俩虽忙于工作,却还有时间陪孩子吃早餐,送孩子上学,然后赶在傍晚6时回家煮饭,跟两个女儿玩。

友人的工作不见得比新加坡人轻松,经常等孩子睡下后,还得熬夜赶报告,睡眠同样不足。但因公司不要求员工死守办公桌,允许他们灵活调度工作时间,所以友人得以争取到宝贵时间和孩子交流。这是任何一名家长的希望,也是家长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不过聚焦北欧家长灵活工作制的同时,很多人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北欧单身人士同样享有这种让人羡慕的工作环境。

笑问好友是不是抛下一班“战友”,独自先下班,他立刻摇头说,办公室早已空荡荡,有些单身同事比他更早离开,上健身房去了。正因如此,准时或提前下班,对好友而言,毫无心理负担。

当准时下班和选择灵活工作时间成为所有员工——不分有家室与否——都能享有的权利时,它就不再是一项特定群体才有的不平等福利,而是一个人人都能有的选项。这不但能让单身雇员心理更为平衡,家长也可更放心地行使权利;这对鼓励生育绝对有利。

选择灵活工作制可能意味着事业得放慢脚步,毕竟你选择了不再随传随到。这是代价,但是合理公平的价码。事业放慢脚步看似牺牲,但补偿在于你另一方面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事业心超强者当然可继续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这是个人的决定。但至少其他人有权利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当越来越多人行使这项权利时,它即可成为常态,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文化。

这样的环境将更公平,让家长和单身人士都有更大的空间去追寻自己的理想生活,包括成家育儿。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副主任 nghuimi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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