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劏居·蜗居·安居

梦远册

自由与生存,理想与现实,不羁与安分,天枰的两端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原本没有答案。因为,我们总是艳羡对方拥有自己所缺失的那部分。

“劏房围城:难以为居,何以为家?”,这是《号外》城市杂志去年11月号的封面故事,文长数十页,刺探港人百上加斤的社会之痛:飙高楼价与稀缺的住房资源。把旧式唐楼等老楼宇分割开来出租的板间房、劏房、床位,如蜗居中的斗室,让游离于正规居所之外的草根群体栖身。故事探寻民间疾苦,发现以尺价计算,劏房已追上豪宅及顶级办公楼的租金,均尺价25元港币(1新元约兑6.2港元),比私人屋苑还高。这类无以名之的荒诞,俗称“豪宅式劏房”。杂志同月主办“住屋贫穷与能源贫穷”摄影展,剖析约30万底层“劏户”及其他蜗居市民的生存困境。

面积百来平方英尺的局促空间,是一家几口生活与学习的家;不符合条件租赁或购置政府津贴的公屋及居屋的“夹心人”,就得不吃不喝存够约20年的打工钱,购买私人屋苑。杂志披露最新实例,是去年在九龙新开的楼盘,一层楼多达30几户,每户平均197平方英尺的开放式居室,实售300万元港币(约48万新元),折合新加坡目前最夯的组屋新区榜鹅、1000平方英尺的四房式组屋售价;但榜鹅四房式组屋的面积,是上述九龙私苑的五倍大。

已有港人绝望的忘怀公屋居屋或私房的牵绊,此生寄居于工厦之间……环视我们的主卧室,摆放了睡床书桌、大衣柜、梳妆台与摆设架,仍有余裕,原来我们组屋那120平方英尺的主卧室,已占有港式300万元居所的六成面积。

在超级地产霸权主宰房屋市场的现实里,《号外》喊出大多数港人的心声:“是时候还地于民了。”

2014年我应邀为《中国现代物业》撰稿,讨论新加坡的国民住宅;执笔时的12月初,适逢香港为真普选而群情涌动,不安与愤懑骎骎然在社会蔓延。文章于是顺势将双城作了对比,成篇“新加坡国民住宅:民本思想的偏离与回归”(该刊2014年第12期/总第310期)。

敝文“内举不避亲”,一番点算评比,扣除2011年之前因外来人口猛增导致屋价腾飞的“脱序与偏离”外,正面肯定了新加坡大兴组屋(国宅、公共住房)这完整且持续经年的民生成就:“组屋作为国民住宅,不只是这小城邦人民如磐石一般的集体记忆……也是新加坡种族和谐、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石。老百姓称之为‘政府屋’,清晰界别它跟私有的有地产业、各式公寓所不同的‘国家福利’;很多时候,组屋更是‘国民身份认同’的象征。”

同时,“新加坡长期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令执政者秉持‘大政府、小市场’的强势传统,令1960年成立的建屋发展局(HDB)身负重任,为最高机构一统全局,在多部会联手的《土地征用法令》辅助下,确保国家有足够土地开发公共房屋,权责相符的全面规划、统筹、设计、营建、销售、监管所有新旧组屋。这种大政府的理念和担当,主导着时代变迁中公共住宅的观念与需求,富于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可以说,对建国仅五十年的新兴小国而言,公共住房的建设方略,是新加坡绩效最卓越的社会工程。

新港二地都把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冠以“居者有其屋”美名,在城建与住房有许多相互借鉴的双城记。1953年圣诞节香港石硖尾大火;1961年及1968年新加坡河水山大火,熊熊火焰激发两地政府下决心为人民兴建徙置区与居所。大半个世纪之后,双城的公营住房却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讲座教授王于渐,继《香港深层次矛盾》后,再呈力作《香港长远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年),集结施政影响与经济效益等重要数据,对比新港两地房屋政策的异同优劣,得出的结论是,香港必须效法“全球知名的新加坡经验”,因为让大多数人入住公营的组屋,已成为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住户“在持有一定年限后,在市场自由买卖,无需补缴地价,人人得享单位的资产增值,成为‘狮城公司’的持份者。但香港占一半人口的公营房屋户,须补缴大笔地价才能松绑,享有资产的权利遭到剥夺。”

王教授书中探讨的议题包括人民被分隔的社会成本,释放“封存地价”、解放“公共房奴”,公营房屋政策与社会公义等等,切中时弊指出问题症结:“政权转手的政治和自由的工商业,都未能应对香港最迫切的议题;楼价上升的议题将港人分成‘有产’和‘无产’。”长期致力于人口与贫穷的研究,王教授表达的终极关怀,是忧虑无楼族的一代将成跨代贫穷户。

香港至今不到一半人口入住公营房屋,新加坡已有八成人民在相对宽敞的国宅安居,其中近九成拥有自己的家宅,成为推动社会进程、有依靠有资产的有产阶级。自由与生存,理想与现实,不羁与安分,天枰的两端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原本没有答案。因为,我们总是艳羡对方拥有自己所缺失的那部分。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

早报订户新闻,更多精彩等着您!
zaobao paywall messagezaobao paywall message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