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贵:极刑存在的必然

记者手记

上个月28日,台北市内湖区光天之下发生随机杀人命案,年仅四岁的女童“小灯泡”当街遭陌生男子砍断头颅,在旁的母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幼小生命被摧毁。

事发当天,正好在台北旅游,当地媒体迅速跟进追踪,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渐渐拼凑出凶嫌的轮廓。33岁的王景玉长年无业,衣食住行完全依赖已退休的父母,且有毒品前科,台湾媒体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啃老族”。

王景玉被警方逮捕后,不但没有表露半点悔意,当愤怒的民众将他包围并企图殴打他时,王景玉还喊痛且对着人群求饶“不要再打了”,更是激起民愤。有民众朝他怒吼:“小女孩的头被你砍下就不痛吗?”

这起随机杀人事件,在台湾再次引发死刑存废的争议。案发当天扭开电视机,时事节目讨论的都是死刑存废问题。主持人和来宾在节目上口沫横飞地谈论死刑存在的必要,当下虽无法针对这一复杂问题做出任何结论,但他们所引述台湾过去几年连续发生的杀童案例,让人对这议题深思。

过去几年有许多凶犯尽管杀人手法残酷,最后依然不被判处死刑。尤其是一些只想吃一辈子牢饭的凶犯,如2012年在台南市冷血杀害十岁男童的曾文钦,被逮捕时扬言“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不会被判死刑”,令人不寒而栗,却又一语道出台湾法制的现状。

台湾人普遍上仍反对废除死刑。去年TVBS民调中心一项针对约1000名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82%)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仅11%赞成,另有7%没意见。

其实无论在中西方历史文化,“杀人偿命”可谓千年古训,一命偿一命被视为正义的伸张。自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远古社会早已采纳死刑为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古代执行死刑的手法残酷,如五马分尸、石刑、剥皮、将死囚活活烧死等,而今现代社会主要采取的绞死、电刑、注射死刑、枪毙等手法干净利落,把痛楚减至最低,与古代相比显得相对人道。

保存死刑无法使犯罪率降为零,却能提高犯罪成本,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尤其对于曾文钦这类毫无悔改之心、仅盼国家养他一辈子的凶犯而言,若知道杀人的代价是偿命,或许会在干案前三思。

死刑之所以被称为极刑,是因为它是所有刑罚中唯一“不可逆转”的刑罚。主张废死的一派便以死刑有违人权的基本价值观为论述,指人的生命权不应被恣意剥夺。

然而,蓄意谋害同样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被视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因此认同死刑的正当性。他在《神学大全》中写道,当一个人通过犯罪对社会造成威胁,已使自己丧失了权利,在道德上使自己和人类的共同体割裂开来,为了社会的共善,只能将此人置于死地。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有句名言:“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

面对社会中比禽兽还恶劣的人类,现代法制社会采取刑罚的目的是否应在于报复或改造,这又是另一个无解的复杂问题,千百年来的论辩依旧没有共识。

在任何社会须要采取死刑来严惩凶犯之前,正如“小灯泡”之母所言,应从根本、家庭和教育做起,拯救社会上每个堕落的灵魂,向每个丧失理智或濒临崩溃边缘的人伸出援手,“让这样子的人消失在社会上”。

(作者是本报记者 thwakwe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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