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重新定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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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由1982年实施至今的小六会考总积分制(T-score),将从2021年起被分级制取而代之,采用类似‘O’水准和‘A’水准会考的A、B、C等级,今年就读小一的学生是首批受影响的学生。这无疑是新加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小六会考总积分制在2011年大选之前便成为众怨之所聚,不少人要求废除小学会考制,但总提不出更好的替代制度。

现有的小六会考制度须要修改,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太过成功了,以致产生其他弊端,竞争风气之激烈,父母、学校的压力,让整个社会透不过气。年轻父母的生育止于一个,甚至零生育的问题,也可把账算到教育竞争激烈的头上。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名校“斤斤计较”小六毕业生在会考中的总积分,家长对孩子分数的计较更甚,孩子就因一两分进不了心目中的学校,家长比学生本身更加郁闷纠结。

然而,小学会考制的改革,并不会完全消除竞争,相信2021年来临时,我们还是会看到家长为孩子的中学选择伤透脑筋。教育必须有竞争,每一个社会也都应该存在名校,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教育平庸化。缺乏竞争,缺乏压力的社会,教育制度一定是固旧守陈;没有竞争,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

以分级制取代总积分制,打破了学生以一两分见胜负的局面。虽然新制详情有待公布,现在已可以预期的效果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分散到更多不同学校去,而不再是尖子学生都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所中学。此外,现在几乎已跟“精英学校”等同的三两所中学,今后更须要以实力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为优异学生挤破头的名校,有其一定因素。过去人们的一个看法是,这些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中的名校,是由于他们收的都是最好的学生,学校成绩表现最好自不在话下。

随着新制的落实,假以时日,传统的“精英学校”不再那么“精英”,也不会是国家社会的损失。

“精英学校”的字眼一向是新加坡所避忌的,因为它使人想起西方国家的“贵族学校”;而新加坡一向以“没有任何学生会因为家庭环境而进不了好学校”为教育原则。尽管如此,多年来的激烈竞争,少数名校以培养国家精英著称,在人们心目中已形成“精英学校”的形象。

李显龙总理在201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放出小六会考调整的风声,直到近日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教育部开支预算,教育部代部长(学校)黄志明以及教育部代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才分别宣布小学和大专学府教育政策的调整,可见小学会考的调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制度上的改革都必须考虑长期影响。虽说小六会考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社会上的呼声,但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理念也必须有所转型。

黄志明说:“要帮助孩子为未来做好准备,我国的教育制度得要超越过度对考试分数的重视,而要形成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性转变,需要家长、教育工作者和雇主各方的集体配合。 教育部则会从三方面来推进这样的转变,包括减轻对考试分数的偏重、加强全面教育,并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肯定不同成就。”这一段话,预示整体社会必须进行一番划时代的思维转型,政府、家长、学生必须为“成功”二字重新定义,重新审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贡献。

其实,政府推动的转型已开始了几年,从小学会考不再像以往那样为“状元”学生敲锣打鼓,避免传达分数主义,到“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强调,都是在静悄悄地为“成功”价值观重新定义。

李显龙总理上周六出席蒙福中小学的百年校庆筹款晚宴时,重申学校在落实全人教育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我们要持续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术教育,在文学、数理和人文方面建立坚实基础,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学生的全人发展;培养才能、教导技能和灌输价值观,让他们终身受用。”总理为未来的教育勾勒了一个愿景,但最终我们能否到达目的地,就看教育各个环节能否制定完善路线图,并把理念贯彻下去。

随着“分数主义”的淡化,学校的责任事实上是变得更为重大,不论是名校还是邻里学校,教出“很会考试”的学生,不再是学校表现好坏的唯一衡量标准

说到底,政府本身的人才理念也必须有所调整,既然“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政府选贤用人也就没有必要过于看重个人的学校背景,如今后奖学金得主、高级公务员和国会议员等,将更能反映出时代的进步,并为新加坡带动更良性的竞争。

我们必须为“成功”重新定义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应再为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而付出人文方面的代价,未来的新加坡人也才能找到作为新加坡人的意义。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教育必须有竞争,每一个社会也都应该存在名校,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教育平庸化。缺乏竞争,缺乏压力的社会,教育制度一定是固旧守陈;没有竞争,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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