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拓性地访问古巴后，滚石乐队在哈瓦那举行的免费音乐会，看起来相对而言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奥巴马在半个多世纪的深度敌对后，重新开启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而年逾古稀的滚石乐队成员，只不过是表演了几首吵吵闹闹的音乐。
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说，滚石音乐会绝不是小事。要理解滚石在数十万狂热的古巴“粉丝”面前表演的重要性，你必须先理解对于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人民来说，摇滚乐意味着什么。
比如，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平庸的党的御用文人决定着基调，创造力被强制的因循守旧所压制。摇滚乐被认为是有毒的资本主义堕落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叫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用英语演出的本地摇滚乐队，因为“有组织地破坏和平”而被捕。滚石和其他西方团体的唱片是被禁止的。
但是唱片通过走私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被年轻的摇滚迷奉为圭臬，包括异见剧作家、日后成为国家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被禁止的声音——响亮、无政府、性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摆脱严格的监控常态（policed normality）的枯燥的方法。摇滚乐让人们想象自由是怎样的，虽然为时短暂。因此，当局将摇滚乐视为洪水猛兽。
西方民主国家的摇滚迷听滚石、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和弗兰克·扎帕的发明母亲（Frank Zappa’s Mothers of Invention）等乐队是为了找乐子。诚然，摇滚明星中是有一些政治大嘴巴，但这被广泛认为是轻浮的姿态。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不同，在那里，音乐表达的是一种严重的叛逆——甚至比姿态还要严重。事实上，为宇宙塑料人乐队辩护，成为了哈维尔的异见者的公益事业，最终带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运动。
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哈维尔在他的民主政府中给扎帕提供了一个职位，对此扎帕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震惊。但这说明了在必须担着被捕的风险偷偷听音乐的时代，他的音乐对哈维尔这样的人具有多大的意义。
摇滚乐对于铁幕之后的国家的作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2006年的剧目《摇滚》（Rock ‘n’ Roll）中。该剧中有一个叫做费迪南德的哈维尔式的人物（这个名字来自哈维尔本人剧作中的同名人物），他将摇滚乐赞颂为政治抵抗的最高形式。剧中的其他人物对这一概念嗤之以鼻，对音乐颠覆（musical subversion）等闲视之。和哈维尔一样，斯托帕德显然不这么看。该剧以滚石乐队1990年历史性的布拉格音乐会为结尾。
摇滚是激情音乐。忘形（ecstasy）让人们放纵自己。这并非总是良性的。纳粹崛起时期的群众歇斯底里，也是忘形的一种。有时会演变为暴力的足球观众行为亦然。
我曾经目睹一群尊贵的新加坡人，在一次福音派教会活动中放纵自己。在一位兴奋的日本牧师的带动下，这些身穿西装的男人开始在地板上扭动身子，口吐白沫，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这不是一个有益的奇观。事实上，这令人害怕。但日本牧师声称人——特别是他所面临的教众，沉默寡言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有时需要从日常的服从中解脱。他说得没错。
音乐所引起的忘形可不是宗教狂热中的胡言乱语。但它们的体验是有关系的。因此，官方卫道士和社会秩序常常渴望禁止这些活动。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警告不要脱离传统形式的音乐。他在《理想国》中写道，音乐创新，特别是令人兴奋的新声音，对于城邦是危险的。他认为放荡不羁（lawlessness）始于非正统音乐娱乐，并建议当局取缔这些东西。
上个月，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用西班牙语告诉他的古巴粉丝：“时代终于正在变化”。也许确实如此。奥巴马在其哈瓦那告别演说中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谈到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希望的未来”。他告诉食古不化的古巴强人、比贾格尔大10岁、比奥巴马大近30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不应该害怕言论自由。
这些都是漂亮话。但古巴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可能姗姗来迟。而中国的例子表明，个人享乐主义可以成功地与政治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滚石乐队已经在上海演出过，尽管中国当局坚持要审查曲目。）
但这是一个开始。摇滚乐正式来到古巴。贾格尔对古巴自身的摇摆音乐传统给予了合适的尊重。古巴人已经知道如何跳舞。接下来，更大的步子是独裁者要到舞台上来。
作者Ian Buruma是巴德学院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著有《零年》。
英文原题：Gimme Shelter From Dictatorship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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