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楚琳:国际化

声声慢

李楚琳

原来只要懂得英文就是国际性国际化,那太简单了。类似此君者多得很,尤其是在此地。

上世纪80到90年代中叶,为研究蜡染常往爪哇走动,作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我特别喜爱北岸的城镇,因为当地的蜡染各镇有其格。镇里古老的规划,华人集聚一处总有一座古庙,另一端围绕着回教堂的围墙民居,墙刷翠蓝色,夹走其中有地中海的感觉,里头住的是来自也门的阿拉伯人。羊肠小道,迂回神秘,闻到热溶溶的蜡香,就知不远处有蜡染作坊。华人的则是深藏于带有华南色彩的热带四合院之深处,必须挨家逐户地问:“有蜡染吗?”才找得到。刚刚掌握了简单印度尼西亚语,如向前直走、左或右转、对不起、谢谢、你的蜡染好贵、来一杯咖啡不要加糖拜托喔……等等基本用词儿,还是感慨学校让我们学了两年的马来语,为何突然在1973年取消呢?

也不敢多说,印尼朋友总嘲笑我的星洲马来语很低级。到了中爪哇有宫廷之处,就连简单的词儿也听不懂,因为此处自己人不说国语(Bahasa)了,而是论阶级,对上向下地说不同层次的爪哇语。“大”不是besar,是gedeh。“红色”不再是merah,而是bangbangan。没人说“请”,silahkan, 而是弓着背用右手拇指指示,同时还得用左手包裹右拇指,轻声细气地说:monggo(应该是拱手候驾之意)。

绝少人说英语,我说英语反而觉得侵犯了他们优美悦耳的语言环境。更妙的是,有时周围的语境不知不觉中已变成荷兰语。原来二战前入学的老人家们聚在一起时,反而觉得学堂里的语言更为优越而自在。顿时我又成了聋哑人士。

说英语等于说废话的时候有的是。如资深的近东学者们,尤其搞古美术的研究员,说英语挺别扭的,不是不会说,说了一板一眼的,没趣味。

但是一说起法语,他们的眼神和情绪立刻变得活泼优雅,那氛围也变得老世界似的。语言除了讲沟通效率之外,其实还不是增添情趣,深化人际关系吗?此时我总会觉得自己的法语烂糟糟,渗透不入他们的境界,我还真不够国际化呢。

我的一位老朋友,法籍保加利亚人,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投奔西欧的难民,家里的母语教育十分成功,连俄语也通——都是斯拉夫语系嘛。旅居伦敦近20年,英语虽然没完全从法腔解脱,但是人家可以上法庭打官司,主持开跨国银行大会,必要时还可以讲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初识时他刚从上海打工两年回欧洲,爱讲中文讲个不停。我妈妈嫌他名字康斯坦丁太难叫,索性取个熊猫名,叫他“康康”,他到现在还引以为荣。康康在我们心目中是个最标准的国际化人士,觉得他到哪里都行,因为他会那么多种语言。还有一位会说京片子的老美老朋友,有一回打车坐前座,老是跟司机讨价还价,司机不耐烦地说:“您撒泡尿照照镜子呗!”我在后座笑得前俯后仰歇斯底里。来到北京还要个老美逗北京人说当地俚语,我觉得我这朋友也很国际化。

那天等电梯我为了找话题,问身边那位瑞士银行(新加坡籍)高干是否需要兼通德法语(瑞士嘛,一个有四种官方语言的国度)?她冷笑地真有意思地回答:“一句都不懂,我拒绝去学。我当初反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不是国际性的银行?想国际化就应该用英文。”我觉得此君必定身怀某种绝技,迫使这么一个大银行那么迁就之。原来只要懂得英文就是国际性国际化,那太简单了。

类似此君者多得很,尤其是在此地。有位名导谈起新加坡特性,新加坡视角,新加坡特色,他说:“我认为新加坡是绝对独特的,因为我们虽然是亚洲后裔,但是我们都说英语,用英语来表达我们十分特别的文化。我们用英语来国际化我们的创作,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是国际性的。”

我觉得我们这类虚心去学各种语言,努力去国际化的人,没两下子就让单语人士边缘化了。心有不甘,所以写了这些怨言,请读者们多多包涵——minta maaf ya。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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