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反智浪潮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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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迎竹

更严重的是,由于恐怖主义攻击行为打上宗教旗号,已经在欧洲多国出现针对性的反击团体。文明理性对话与谈判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对抗的结果,必定要摒弃文明所赖以发扬的容忍等等价值观,走向反智、动员、非友即敌的方向。

恐怖主义肆虐不仅仅在国家安全、治安方面造成破坏,也在更深层次造成人类文化的震荡。我指的是恐怖主义所激化的反智现象。

反智现象(anti-intellectualism)贯穿人类历史许多阶段,无论东方和西方,不分民族,历史上都经历过甚至还生活在反智压力影响下。然而人类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抗拒反智,走向文明理性,才是值得追求的生命目标。

反智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但却普遍存在很多社会,有些直接表现在社会某一层面的规范中,有些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些未构成大患的现象,例如社会大众阶层对精英的不满情绪、仇富心理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反智,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情况。

人类史上最明显的反智行为莫过于漫长的猎巫行动,从最普遍的欧洲、非洲到一些亚洲地区都出现过。那是一个社会将诸如行为怪异或与众不同者――以现代语言来说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类――扣上巫术等极端恐怖的帽子,加以追捕和残酷杀害,其行凶理由包括不为主流宗教接受、不合当时当地法律规定、习俗、统治者的喜怒等等。猎巫在欧洲的高峰期是15世纪到18世纪,欧美学界近些年来估计实际遭杀害者总数约在五万人左右(有别于长期流传的上百万人之说),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

研究者认为,猎巫行为长期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说明人性中都存在邪恶的一面,对于不可解答的事物或不被认同的行为,倾向于寻找代罪羔羊,其中过程充满宗教蒙昧的意味。

在政治上,反智行为的存在同样历史悠久,但其背后理由却不是对自然现象缺乏认识,多是因独裁者铲除异己、压制异见或巩固权力所需。近代最典型例子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其他如柬埔寨红高棉政权屠杀、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白色恐怖,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

为了达到发动大规模违反人类基本理性和道德的行动这一目的,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宣传和洗脑,灌输一种或几种精心制定的“知识系统”,再辅以暴力威吓、生命财产的剥夺、个体的孤立无助等等心理威胁。在这一连串的手段运作下,个人的理智和逻辑思考能力出现反射性的收缩,意志力趋弱,一般人该有的智性(intellect)也遭到隐蔽,于是会做出不可思议的种种恶行。

德国纳粹审判经由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记录和诠释,以及大量的审判记载,让世人对于反智这一行为,有了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前天,94岁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警卫汉宁(Reinhold Hanning)在审判中对自己“见不义而不作为”大表羞愧与忏悔之意。当时虽然年轻,但他显然清楚自己参与的是个“犯罪组织”,这种意识在集体反智的氛围中,会让人因不协调而感到不安,人因而选择(或者不得不)将这种合乎理性与道德判断的意识沉入内心最深处。至于被阿伦特描述为“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则可以看成是抹除了自我的智性而选择接受权力所建构的话语系统。

历史上因统治者的需要,类似的反智现象不绝如缕。今天的恐怖主义则更复杂,披上显眼的宗教外衣,情感成分加重,愈加难以从逻辑去辩驳其荒谬。

尤有甚者,英国右翼党派近日高调揭发一些社区出现多个私设的“宗教法庭”,显示情况已经难以乐观,因为合法教派与民族信仰如果根据移民国的民主自由法律,把权利的定义延伸到极致,却不在文化与风俗道德上考虑入乡随俗,甚至自成壁垒,其后果当然不可小觑。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振振有词的“大建围墙说”,既是对地球村现状的条件反射,其实也具体反映当下迫在眼前的对峙危机。

更严重的是,由于恐怖主义攻击行为打上宗教旗号,已经在欧洲多个国家出现针对性的反击团体,这些本土团体在当地法律范围内采取正面对抗行为,双方互不相让,让极端化的情况从街头扩大到议会。至此,合法宗教、弱势群体、恐怖主义、本土主义已经夹杂不清,文明理性对话与谈判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强(硬)强对抗”的结果,必定要摒弃文明所赖以发扬的容忍等等价值观,走向反智、动员、非友即敌的方向。启蒙运动发源地的欧洲,会不会因此再度陷入极端主义窜起的反智漩涡?

史学家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检视中国三大传统,认为早期儒家主智,要尊重知识、运用智性参与政治,对政治要持批评态度,发挥批评精神;道家反智,老子的反智言论多直接针对政治而发,教导君王要对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因为“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家也反智,“无论就摧毁智性或压制知识分子言,法家的主张都是最彻底的”。然而儒家在汉代之后为了当权走向“法家化”,终于陷入“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他解释这一评价不是要给三家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做出“定评”,只是理清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的渊源成分。余英时指出:“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去了解,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这一点,对任何文明都适用。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非理性或反智成分,其酝酿与壮大不需要沃野千里的大地,只在人头底下的心田。过去人们常说“科学昌明”,我们固然不能陷入另一种科学迷信,但科学所凭恃的理性精神,尊重智性分析,其实才是维护德性、发挥教化的有力依据。即便是对抗恐怖主义的恶潮,也不能坠入不问青红皂白的反智窠臼,让历史倒退,让文明的路越走越窄。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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