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迟来的乌敏岛人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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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专栏

国家文物局去年4月委托一家公司,对乌敏岛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仔细记录与研究,同时收集岛上历史。由人类学者黄丽嫣带头的五人研究小组,除了翻阅各种档案资料,还展开田野调查,访问40个岛民和20个前岛民。

据报道,经过一年考察后,小组发现岛上目前有90多栋包括房子和商店在内的建筑物,在岛上生活或工作的人口超过130人,推翻只有38个岛民的旧说法。此外,调查也发现,在岛上已住了70年的一位马来居民,还懂得搭建亚答屋的工艺。另有一名80几岁的岛民,是1970年代才搬到岛上养猪为生。

笔者没有读到有关调查报告,但从报章点滴报道,可知小组记录了目前岛上的人文状况,从历史角度看,当然是有价值的。不过,这也只是乌敏岛人文历史当前的一个小片段而已。更长和更丰富多彩的过往,大多都已随一代人的逝去而消失,无法拯救。所以,这次考察可以说是来得太迟了。

对我们这些从1950年代起就在岛上居住生活过长时间的前岛民来说,目前人们所看到的乌敏岛,几乎是个人烟稀少的荒岛。真正精彩的乌敏岛,其实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几乎无迹可寻。我们这一辈前岛民属于建国一代,大家各奔西东,我们的父母辈则几乎都已离世。

乌敏岛的辉煌时代应该是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那时有岛民两三千人,村落分布全岛。在这人丁兴旺的年代,岛上仅有的敏江学校(小学)学生爆满,校舍本身的课室(记得应有六七间)不敷应用,除了借用大伯公庙的戏台,另外还须向附近杂货店店主租用房间作为课室。那个时候的人文状况之丰富和多样性,也许是现在的调研者所难以想象的。

乌敏岛的丰富人文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在英殖民时代,有人很早就在岛上开采花岗岩。据官方文献记载,早在1840年中,就已经有华人开始移居岛上,开采花岗岩石。1850年代起,殖民政府设立官方采石厂,还动用了囚犯去采石,来自乌敏岛的花岗岩石材,先后用在白礁建造霍士堡灯塔、莱佛士灯塔、新柔长堤、珍珠山蓄水池、福康宁和新加坡港口等工程上。

在1880年代中期,移居岛上的华人已为数可观。战后,由于建设需要,对石材需求增加,岛上采石业务也随之兴旺起来,吸引更多的人从本岛移民到这个大家俗称石山的小岛。1950年代初期,由于人口增加,孩子上学需要,岛民于是合力兴建了敏江学校这所小学。

上世纪50至80年代,其实大部分年轻力壮的岛民都在好几个花岗岩石厂工作,男的做打石工,女的做推斗工(这是一种铁制大斗车,用来运载碎石)。女工的工作是把装满石头的斗车,通过铁轨从碾石厂推到附近的码头,然后倒进停靠在码头的驳船,之后再把空斗车推回碾石厂装石,如此来回运作。

除了石厂的工作,有部分岛民务农,包括种蔬果、养猪、养鸡鸭等。有好几家人是靠奎笼捕鱼为生的,还有少数当割胶工人,虾池的员工等等。1960年代,由于过海到新加坡本岛读中学的学生多了,于是也促进了来往樟宜码头的渡船业的发展。

颇为奇特的敏江学校

乌敏岛盛产花岗岩,采石业鼎盛时期,同时有六家石厂在营业,每天出产的石材数量可观。在新加坡建筑史上,石山的贡献实应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当年从青年到老年在石厂度过一生的那代人,如今已凋零殆尽。要相对完整地追述石厂的故事,可能已无法找到足够饱经沧桑的遗老做口述历史。历年来在岛上经营石厂的公司,相信也不会刻意留下相关的档案。

敏江学校的历史应该也是很值得追溯的。这所岛上仅有的公立华文小学,于1952年开办,至1985年停办,再过五年,空置的校舍因年久失修而拆除。30多年间,敏江学校为岛上所有适龄的华族(也包括个别印度族)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教育。最高峰时期,在读学生一度多达400人。可惜,这么一所奇特的外岛学校,也没留下多少文档。现在即使要抢救恐怕也所剩无多了。

总的来说,乌敏岛上过去几十年丰富的风土民情,人文景观,如今都已消失殆尽了。1990年代后期,由于绝大数居民都已外迁新加坡本岛,岛上剩下的少数住户也被迁移,住屋被推倒埋掉,没有了人的村落,很快就被森林吞噬了。森林覆盖面增大,人烟稀少,让野生动物有了生长繁衍的条件和空间。于是出现了成群的野猪(山猪)、野鸡(山鸡),还有其他珍禽异兽。这是几十年前所没有的。在人多的时代,岂有野猪容身之地。偶尔传闻出现野猪,马上家家出动搜索围捕,闻猎心喜,却往往扑了个空。现在,野猪受到当局保护,加之到处都是密林,因而繁殖迅速。

如今,每逢周末,大批的游客从樟宜码头搭渡船,蜂拥上岛骑脚踏车或远足,人数之多,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原本是一批岛民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现在成了城市人消闲的去处。据官方统计,每年到乌敏岛游玩的人多达30万。

这样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现在的都市人都在喊着要保留这块难得的“世外桃源”,殊不知当年众多贫困的岛民,曾在那里过着的是极其清苦朴素的生活。当年岛上人们的生活情景,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现在的乌敏岛固然也有一番热闹景象,但与当年岛民众多的热闹是迥异的。但这方面的文化遗产因为鲜有保留,早已荡然,实叫人叹惋。

国家文物局给乌敏岛做工作大概也是近几年来的事,比方做了一个渡船业的项目,至少还能找到一些“老行尊”,渔樵话兴亡。像这样的文化遗产项目如果早十年或二十年做,收获肯定更加丰硕。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乌敏岛的兴衰,却也令人感到欣慰。穷乡僻壤的生活,不是现代相对富足的都市人所能想象和体会的。所幸,在新加坡急速发展的大潮中,乌敏岛没有被忽略,比如,政府为升上中学(岛上没有中学,最靠近的中学是勿洛附近的圣公会中学)、每天必须搭渡船往返樟宜的学生,提供了交通补贴和助学金,帮助许多穷学生顺利完成中学教育。教育让多数家庭的孩子有了出头的机会,并逐渐帮助家庭脱困,离开穷困的老家,搬进新镇的组屋,奔向小康。因为岛民的相继离开,才腾出了如今一个让都市人在周末或假期可以松懈身心的好去处。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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