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
“这个世界只有两出悲剧”，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写道：“一是得不到想要的，二是得到。”随着美联储逐渐接近实现国内经济目标，它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压力。但国内经济已不再是美联储决策的唯一考虑因素。相反，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明白无误地有了新的使命：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1913年，美国国会建立了美联储。它是一个从党派政治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机构，其任务是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和国内就业最大化。其角色随时间而扩大，和许多发达国家的同道机构一样，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也采取了日益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信用宽松、前瞻指引，等等。
如今，非常规已经成为常规。这一代全球市场参与者只知道低（甚至负）利率和人为抬高的资产价格。
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仍然有效。尽管美联储最近的语调相当“鸽派”，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应该对美联储最为重要的基本面——显然表明未来将会升息。
首先考虑美联储的就业使命。失业率已下降至略高于5%，就业增长强劲而持续，失业登记多年来呈现出显而易见的下降趋势。
至于物价稳定的使命，石油价格崩盘必然地影响了去年的广义通胀率，但核心通胀（剔除能源）趋势表明，美联储已经落后于形势。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已处于危机后的高点，2月同比上涨2.3%，3月同比上涨2.2%。
此外，通胀压力可能随着今年的深入而增加。目前家庭债务－资产比例正在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低水平，消费者有充足的空间增加借贷。与此同时，通胀低迷的成本因素，必然会随着石油价格的稳定而减弱，而最近美元的弱势意味着进一步的通胀压力。
但这一国内进展让美联储处于困难的境地。结果，美联储实际上陷入了日益要求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美国经济，和脆弱得要求进一步采取鸽派立场的全球市场（其中大约60%的交易用美元计价）的利益之间。
来自金融市场的信号日益影响着美联储的决策。任何美联储将比预期更快更早升息的暗示，都将导致金融条件收紧的恐慌和急剧的规避风险动作。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经历了多年的牛市，如今美联储试图退出这些货币政策，而市场估值无力提供反弹支持。在全球增长无力，并且近期难见起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需要依赖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价格。
美联储的3月利率决定，以及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评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联储显然无法消化1月和2月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抛售，而这一抛售潮主要是因为对美联储进一步紧缩的担忧所导致的。
这有些奇怪，因为金融财富（股票和债券）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很小。更为重要的是房价变化，而房价形势并未恶化。同样的，资本成本，包括资本的权益成本的变化，对商业投资的影响也很小。
换句话说，从双重使命的角度看，美联储不应该严重关注市场波动性，即使出现了1月和2月这样的大波动。但耶伦和美联储所释放的每一个信号，都表明决策者非常关注市场波动。而美联储延缓升息节奏后所出现的市场反弹，更是强化了美国升息概率和全球市场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一相互作用已经演变为美联储的一项新使命，其他全球决策者提及这一点时，已经日益不加掩饰。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最近赞扬了耶伦的沟通和谨慎方针“考虑到我们的情况。”
其中的影响值得担忧。如果耶伦和美联储感到受制于金融市场，那么未来更加急剧地提升利率的风险，也将随着美联储落后于通胀曲线而增加。
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长期考量。考虑到较低的基数，以及美联储显而易见的谨慎态度，到美国下一次衰退前，名义利率不太可能有很大的提升。在缺少传统降息手段的情况下，下一次衰退可能比往常更长，迫使美联储更加依靠非常规货币政策——甚至不止于欧洲和日本目前正在实施的负名义利率。
事实上，耶伦的前任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最近提出了这样的可能，特别是可以持久提高货币供给（所谓的直升机撒钱）。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量化宽松加财政扩张（如提高基础设施支出）、直接向政府转移支付现金，或最极端的，直接向家庭转移支付现金。
这些极端政策仍只有理论可能，实施它们很有可能引发国会调查。尽管如此，支持全球金融市场和其他外部经济体的压力，解释了这一问题为何会受到争论。
美联储在刚刚结束的4月会议上，再次决定保持利率不变，其所面临的困境在今年将更加严峻：根据国内基本面把货币政策正常化，还是屈从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前者必然会导致高波动的未来；后者将让美联储的新使命固化——而这一使命将破坏央行独立性的表象。
作者Alexander Friedman是GAM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
英文原题：The Fed's Risky New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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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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