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萨迪克·汗当选伦敦首位穆斯林市长，无疑是个历史性事件。这位巴基斯坦移民第二代出任这一国际大都会和世界金融中心的最高行政领导人，使得伦敦自从1990年代中期起享有的别号“伦敦斯坦（Londonistan）”，开始“名正言顺”。
这是因为“伦敦斯坦”一名并非褒义，最早出于法国安全官员之口，形容伦敦成为欧洲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主要活动基地。许多在欧洲大陆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特别是1995年夏秋，“伊斯兰武装团（法文缩写GIA）”在巴黎发动恐怖袭击，据法国警方调查，都是在伦敦发起策划。据《纽约时报》报道，英国政府对许多伊斯兰活动分子睁眼闭眼，使得伦敦成为他们“筹集资金、招募人员、并且以激进言论宣传鼓动的总部”。
美国“九一一”和伦敦“七七”恐怖袭击血案之后，这一情况有了不少变化，英国政府不得不正视本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而从法国、比利时到德国，伊斯兰极端分子遍布欧洲，不再限于“伦敦斯坦”。但是“伦敦斯坦”出名的主要因素——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的大量穆斯林移民人口，却继续激增。据《卫报》报道，从2001年到20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几乎翻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101万）住在伦敦。按此增长速度，今天伦敦穆斯林人口超过了130万，占15%以上。这是萨迪克·汗高票当选伦敦市长的重要基础。
伦敦选出新市长，是欧洲政治主流吸收“温和伊斯兰”的重要成果，有望帮助化解催生“伦敦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势力。但代价是欧洲现代反犹主义高涨。这也是近日英国选举过程的一个主要争议：工党内部尤其高层越来越明显的反犹主义。这不仅是英国传媒不断报道讨论的热门题目，也引起《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关注。
在新近综合市政、地方议会改选和国家议会补选的“超级星期四”竞选过程中，至少有两位工党大员——与伦敦新市长同为巴基斯坦移民后代的国会女议员娜兹·莎（Naz Shah），和前伦敦市长、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利文斯通，因为发表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过激“反犹”言论，诸如“以色列人都迁到美国去”“希特勒一开始其实只想把犹太人都迁到巴勒斯坦”之类，被传媒渲染为“反犹门”丑闻，受到“停职审查”处分。
保守党籍的卸任伦敦市长约翰逊，公开攻击工党遭到“反犹病毒”的感染。许多政敌指责这是工党党魁科尔宾有意纵容，尤其是科尔宾本人和工党影子财相麦克唐纳，也曾与哈马斯等“极端组织”人士有过接触。令人吃惊的是工党前任党魁米利班就是犹太裔。
不少论客因此预言，在这场“反犹门”丑闻下，工党选情糟糕。结果除了苏格兰，工党在保守党大本营英格兰稳住了阵脚，更史无前例地由一位穆斯林从保守党夺回了举足轻重的伦敦市长宝座。
据英国媒体披露，表面上“温和”的萨迪克·汗，其实与“政治伊斯兰”包括不少激进分子有长期交往。所以不能不把工党和萨迪克·汗在这次选举中的不俗表现，部分归结于不断增加的英格兰和伦敦穆斯林选民。连《纽约时报》也承认：大量英国穆斯林持有类似的“反犹”观点。
由此看到整个欧洲的同一趋向：在左翼政党和不断增加的穆斯林选民的推动下，针对以色列的“反犹主义”日益上升，尤其是“抵制、撤资、制裁（简称BDS）运动”，开始取得成效。除了教育界和科学界杯葛以色列的呼声和行动，包括世界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连欧洲企业界都在公众压力下开始动作。例如2013年底，卢森堡国家退休基金宣布，抵制与巴勒斯坦占领区有关的以色列企业，挪威政府随即仿效。丹麦最大的Danske银行，则宣布抵制以色列最大的银行，因为后者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扩建以色列殖民点。
连出于历史罪责而最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德国，《明镜》周刊新近一篇报道的题目便是《外交政策转变》，说的是“柏林高层越来越不愿意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这里无法否定迅速增长的德国穆斯林人口的作用。长此以往，欧洲与以色列的关系难免由量变走向质变。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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