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中国的烟草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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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

去年5月,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将卷烟消费税提高一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过去一年中国的卷烟售价增长10%至20%,销量同比下降3.3%,其中低收入烟民消费的低端卷烟销量下降达5.5%。与此同时,政府的烟草税收增加明显。但是,笼罩在中国上空的烟雾缭绕,在短期内仍然挥之不去。

去年热映的电影《老炮儿》里演员们吞云吐雾的形象,被批评家诟病,认为这样会误导观众认同吸烟。但是,电影制片方的回应却道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因为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如果回避普罗大众的吸烟事实,无异于阉割电影艺术本身。

美国学者李成在其有关中国烟草政治的专著中说,他的哥哥死于吸烟导致的肺癌,而这是他关注烟草问题的一个直接动因。但是,烟草在中国肆意蔓延和无孔不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深受其害?

在中国乘坐火车,都会遇到这种情景。一遇停车,无数的烟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出车厢,猛吸几口香烟,那种销神解渴的迷醉状态,让人印象深刻。更加严重的是二手烟危害,特别是在一个仍然在缓慢培育公共空间的国家,这种危害更是严重。尽管许多开放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是包厢等相对封闭的空间,却成为二手烟的重灾区。

在跨文化学者眼中,中国的权力距离很大,上司和下属之间尊卑明显。上司吸烟,往往不被视为违规,下属也不应抱怨。一些城市在论证是否要撤销机场吸烟区,但当务之急是将火车站、餐饮业等公共场所纳入严格的禁烟范围,并切实和持续执行。

今年“两会”,国家烟草局副局长认为,在烟盒上印制反映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图片,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但是,这种辩驳是如此苍白,以至于没有人会信服。之所以政府对禁烟的态度暧昧不明,就在于其背后的经济、财政和灰色利益阻滞。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是很多省份的支柱产业,对地方财源贡献巨大,更何况看不见但规模可观的灰色利益链。

尽管吸烟的健康代价人尽皆知,也得到了大量科学证据和媒体宣传的支持,但短期看得见的巨大利益,却可以遮蔽人的双眼。研究显示,烟草种植面积较大和烟草税收入较高的地区,往往也是吸烟人口较多和禁烟难度较大的区域。这些地区为烟草销售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而无视吸烟对民众健康的负面影响。

从几个禁烟试点城市来看,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仍然逃不脱“三分钟热度”的窠臼。以北京市为例,去年启动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号称“史上最严”。但是时隔一年,禁烟效果已近强弩之末。再以深圳为例,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至今未开出一张罚单,对公共厕所吸烟的制约也形同虚设,不得不考虑修订条例。其他几个自愿参与试点的城市,也面临方方面面的“非自愿”压力,而不得不走形式地推进立法工作。

可以预见,如果中国不就控烟禁烟设定时间表或日程安排的话,烟草泛滥成灾的噩梦将难以避免。烟草问题被利益集团钳制的程度日甚,散兵游勇的民众就无法赢得胜利。面临经济下行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挑战,政府禁烟的意愿也进一步萎缩。如何通过多方力量增强政府和社会的禁烟动力,并加强禁烟政策的执行,是中国健康事业发展需要逾越的一道屏障。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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