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2012年初，印度尼西亚媒体曾报道，根据政府在2007年推出的10年大蓝图计划，印尼的目标是要在2017年全面停止女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及沙特阿拉伯等地工作，以解决印尼女佣被虐问题。去年2月，刚上任三个月的佐科总统更是声言，要立即实行。最近，印方又单方面规定，从明年起女佣不能住在雇主家，必须外住宿舍。
2017年还没有到，到时会发生什么事，相信没有人敢打包票，因为，印尼方面的说法不时在变，令人难以捉摸。从各有关的报道看，印尼官方或是政治人物在女佣课题上的说辞，往往是在有女佣发生问题时抛出的，比如被雇主虐待，或是涉及罪案被当地政府绳之以法等等。给人的印象是，权宜应付，反复无常。
禁止女佣出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为一个或几个个案而因噎废食，真正受伤害的是其他多数女佣。她们不能出国，等于是断了谋生之路，留在国内又能做什么呢？虽然女佣的工资不高，但毕竟能为家庭带来一定的收入。因此，禁止女佣出国，说来容易，要真的实行，却可能带来很大的民间反弹。
去年5月，印尼人力部长哈尼夫就曾宣布，政府将停止让印尼女佣到中东的21个国家工作，这是为了“保护在海外工作印尼女性的权益”。他也指称这些国家缺乏有效保护外劳的劳工法令。但国家外劳权益组织指出，这其实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外劳中介可能潜入地下进行黑市作业，那些决意要到中东国家找工作的人，则可能面对更大的风险。
哈尼夫是在沙特阿拉伯处决了两名印尼女佣后做此宣布，两人都是因涉及谋杀案被判死刑。印尼方面觉得，在外工作的女佣碰到了许多问题，涉及劳工条规和侵犯人权等事项，在中东国家帮佣的印尼女性，都没有获得应有的保护。“根据印尼的法律，如果政府认为印尼女性到某些国家当女佣，会损害到印尼的人权价值观及国家尊严，就应停止女佣到这些国家。”问题是，不当佣，还有什么出路？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佐科去年初发出立即停止让该国女性出国当女佣的“决定”，是在他走访马来西亚、文莱及菲律宾三国之后，旨在“维护印尼人的尊严”。佐科说，他访问期间，在与马国的双边会谈中，谈到印尼外劳课题时感到很“羞耻”。他指出，目前在这三国的印尼外劳约有230万人，其中120万人在这些国家没有合法地位，被视为问题劳工。在他看来，这伤及印尼人的自尊和国家尊严。
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领袖，佐科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不少印尼的政治人物都有同样的大国“自尊”心理。不过，单凭一时意气，要立即禁止，显然并不实际。事实也证明，“立即禁止”的说法空雷无雨。毕竟，要在一夜之间搞好经济，制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是不可能的。
论人口，印尼是亚细安的老大，但很多印尼人在国内无法找到工作，只好离乡背井出外谋生。据报道，在国外工作的印尼劳工多达700余万。要“禁止”国民出外打工“揾食”，除非国内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像大批在外当佣的女性和在邻国油棕园工作的男性，他们都属低教育和低技能的一群，回国就很可能得喝西北风。
佐科在去年10月上台后推动一系列新政，其实当中就已包括要在五年内停止女佣出国。去年11月，印尼副总统尤索卡拉也曾表示，印尼政府要在2019年停止让妇女出国工作。不过，印尼人力部长哈尼夫较后澄清，政府不是要禁止印尼女性出国工作，而是计划只让“技能劳工”出国，以确保女性经过正规训练才出国工作。
印尼人力部最新的说法则是，要从明年起禁止住家女佣，换言之，女佣不能住在雇主家里，只能住在宿舍。这倒是很新鲜的想法，但实际操作上显然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谁来提供、管理或经营宿舍？女佣住宿舍的费用谁来负担？女佣和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又应如何重新确立？印尼不久前刚宣布调高女佣的月薪，现在又搬出新花样，这么折腾的结果，会不会真的导致印尼女佣不来了？不是因为她们不来，而是雇主转向其他选择。
一个国家的女性必须出国当女佣，主要是经济因素造成的，简单说是为贫困所逼。印尼如此，菲律宾和缅甸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上轨道了，国民充分就业，女佣外流的现象也自然会随之消减。但就目前来说，这还是个雇主的市场，女佣来源不少，需要女佣的国家还是有选择的。
不过，新加坡人似乎还是应该从印尼女佣政策的折腾中做一些反思。现在在本地工作的外来女佣有20多万，大致来说，就是有约20万户家庭聘有女佣。这反映我们对女佣的高度依赖。这并不是个很健康的现象，也有诸多的弊端。对整个社会而言，女佣易得，必然妨碍我们寻求更妥善的方法解决一些问题的积极性。对家庭而言，一切家务都推给女佣，也可能造就缺乏生活自立能力，连做饭都不会的年轻一代。千万不能以为，请得起女佣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