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谁比谁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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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普及,我们越来越了解国家为什么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但如何避免国家政权运作时刻意偏离客观、中立与多元,倾向替威权服务,也须有相应的警惕。  

特朗普胜出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发展态势,被赋予各种解读,最新情况是包括史蒂芬金在内的超过600名美国作家连署公开反对他当美国总统。视他为洪水猛兽,固然是因为他的竞选招数剑走偏锋,在很多事务上所表达的观点不仅乖离共和党路线,也显得与大环境的政治正确格格不入。

然而他却能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异军突起,这至少说明几点:一,主流政党和媒体建构的意识形态已经框不住人民的感觉,不能对民众在政经方面的感受做出具说服力的解释,特朗普提供的是一种情感与思维的突破口。二,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政经变局,迫使个体无法再保持沉默,这一事实延续自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政坛后来没有回应形成社会不公的这一重大问题,特朗普(以及民主党的桑德斯)在这方面给了群众一个想要的强势姿态(暂时还只是姿态)。第三,也是重要一点,传统上,任由主流政治和媒体形塑的国家发展路径,在社交媒体与小众文化无所不在的时代,至少在美国,几乎失去主导政治议题与进程的能力。

现代国家中,主流政党和媒体形塑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现象存在已久,即便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对国家与爱国的概念也是长期经由主流话语的塑造,潜移默化影响社会大众。

东伦敦大学社会学及政治心理学教授茉莉安德鲁斯(Molly Andrews)致力于个人叙事的研究与记录,从大量的个人访谈和口述历史中,建构历史事件的不同面向,填补主流官方与媒体形塑的宏大叙事。

在《形塑历史—政治变迁如何被叙述》(Shaping History)这本书中,她记录了英国、美国、东德和南非四个国家在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中,关于个人/庶民的叙事。其中,从美国的纪录可以看出大党主导的叙事如何试图影响民众对国家大事的认知,以及庶民如何有着不同于主流的关怀路径,进而了解今日主流媒体影响力削弱后,大党主导能力被削弱的现实。

相对于之前数十年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氛围,以及越战之后大量反思,美国文化开始懂得自我批判,也产生更成熟的国际意识,然而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却引发“疯狂而绝对的爱国主义”,小布什总统甚至强行通过《爱国者法案》,并向全世界国家发出“非友即敌”的表态要求,将“我们”的团伙意识无限扩大,也让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褪色的传统爱国主义,绝处逢生,逐步走向成熟多元民主的政治体制却戛然而止。

这个以自由之名发动的宣传战,却让美国人失去提出反对意见的自由,许多不同的观点遭到“爱国主义”的压制和批判。安德鲁斯认为,小布什在事件后排除一切不同的叙事和意见,把恐怖主义袭击说成单纯是回教世界要摧毁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因捍卫自由民主而偿债。这一“善恶分明”的叙事,把美国在中东长期扮演的角色抽离开来,但却在后来相当长时间里,进一步使得盲目的爱国主义扩散出去。

安德鲁斯对照1991年波斯湾战争和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她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小镇的反战分子访谈计划中,试图理清国家底层人民在“爱国”“该怎么爱”“谁是爱国者/好公民”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如何存在巨大的分歧,也从中看出国家政权如何操作和建构政治叙事,以便于当权者巩固权威(1991年是老布什,2001年是小布什)。

我们还记得,在两次危机中,布什父子都先后诉诸爱国主义,发动对外战争,小布什高调宣传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甚至被指出是造假,对外战争更涉及其石油业和军火业的亲信利益。与此同时,安德鲁斯的调查显示,民间其实有很多声音反对将质疑战争以及不愿对爱国主义赋予道德意涵的人,简单地视为不爱国、不忠、不是好公民。

东德的案例更是一页悲剧。东德人的批判和反抗意识大概源于1970年代,很多人的回忆认为自己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只是要做出改变,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然而却在过程中遭到报复,下狱、驱逐,其中一个重要事件是1976年流行歌手沃尔夫毕尔曼被驱逐事件,许多受访者不约而同指出他们自此对国家产生疏离感,但甚至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提出开放改革的政策之后,很多东德人还抱着体制内改革的希望,直到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洪内克拒绝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这些人才彻底失望。

东德国家的瓦解,被西方和自由世界解读成理所当然的解放故事,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等名家更是一面倒的高呼“西方胜利”“历史终结”。然而对安德鲁斯来说,在德国统一后被边缘化的东德历史学者的观点,更值得去理解。这些后来纷纷失业的学者对东德垮台的观点大不同于西方学者,更反对将之描绘成“不光彩的结局”,他们认为1989年秋天的巨变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在关键的时刻却没有出现转向。

安德鲁斯访谈过程遭遇不少质疑,特别是一些人知道她来自美国,开始都带着怀疑和厌恶的态度,显示在叙事过程中,身份与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偏见,以及问与答双方可能存在的误差。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安德鲁斯提出许多很有意思的思路,例如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人,在从事政治的过程中受到怎样的影响,新时代的信息又如何与既存的信仰结构结合?

诸如此类的问题,鞭辟入里,对近几十年亚洲很多国家来说,从殖民地到独立,从威权到民主化,以及期间所面对的波折跌宕,必然留下许许多多没有被聆听和理解的声音。例如同样是1989年,春天的北京与秋天的东德,有没有存在某种关联?红高棉取得胜利过程中,民众又扮演什么角色?

随着教育普及,我们越来越了解国家为什么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但如何避免国家政权运作时刻意偏离客观、中立与多元,倾向替威权服务,也须有相应的警惕。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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