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纪赟
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仙逝，除了诸多读过以及未必读过多少他们夫妻著作的人在跟风悼念外，也有一些不以为然的杂音，认为钱氏夫妇为人精明、恃才傲物、冷艳清高、好臧否人物，并且历经各种政治风雨却总能游刃有余云云。甚至有了不知起于何地与何人的阴毒谣传，说杨女士曾向某当权人士告黑状。文人之相轻，至斯已极！此情此景真是让人觉得好是悲凉，有时人就算死了，还是难免惹下如许多不相干的物议。
世人皆有造神的传统，对自己不懂的人或事尤其如此，这在学界也有诸多传说。如相传历史学家陈寅恪精通三十来国语言与文字，但从他研究著述之中所反映来看，恐怕这要打很大的折扣。坊间更是相传钱家夫妻在家里每天换一种外语交流，但据钱氏给夏志清的书信，则知其自承“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其英语从不能完整地出版著作，并且就传世的钱氏英文书信来看，都远非达到超一流的水准。
在此方面，仅以佛教研究领域之中的熟人为例，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陈金华，他今年刚满50，也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但其外文著述之丰（英文独著与编著超过十本，文章近百篇），与外文行文之地道，都是过去传说中的很多大师所不能比的。更不要提过世的季羡林先生，其对德文、英文这些工具语言（足以出外文专著），以及梵、巴、吐火罗语等经典语言（足以作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的熟练运用，都达到了陈、钱难以达到的高度。
然而被造神后就有了造神后的烦恼，一举一动都被无限放大，好的好上了天，坏的也就坏到了地，连身后都难免为人说三道四。我很早就读了钱氏著述，从十四五岁时读他的小说《围城》，激赏其才气与冷峻的人生观，再读了他小说集《猫》《人兽鬼》，说实话感觉写得远不如长篇那么尽性。再后来读硕士时因为选了一门“《管锥编》研究”，又不得不精读了这部著作中的不少部分，不但要做详细的笔记，还要逐项核对其中的史料来源，当时确实颇为惊叹钱先生的赅博。即使他有过于琐碎的毛病，他的《谈艺录》则在系统性上也足以补强这一方面。
钱氏夫妇确实有恃才傲物的一面，无论是“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样有名的话头，还是明里暗里对王国维、陈寅恪，以及周策纵、余英时等都口出讥讽。我也曾对此颇为反感，但究其实质，钱先生终是一位读书人，一位虽然被裹挟进了大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中国内战、反右、文革这样一波又一波稍不留神就会尸骨无存的狂澜，却还是留下了大量著作的纯粹文人。在他去世之后，留下的外文笔记有一百七十余册，中文笔记数量略同，而其日记则另有二十余册。爱读书、勤读书一至于此，真是书生本色。
读书人自然可以参与政治，但同样有冷眼旁观并明哲保身的权利。如果连一个在乱世之中，以尽量超脱的姿态来苟且偷生，都要被人谴责的话，人生就实在太过于残酷了。中国的文人终究是一群进退维谷之人，他们挣扎在政治的边缘，却难以有哪怕不表态的选择，更不要说那早已被随时侮辱的人格尊严了。钱氏夫妻，虽然在去世前二十余年颇得一些世间的声名，但看了杨先生的《我们仨》就能体会到那种浓浓的人生悲剧感。尤其是女婿在文革中自杀，晚年又白发人送黑发人。
现在他们一家三个读书人都已先后离去，我们这些依然挣扎在俗世中的尘埃，就让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安息吧。在此我还建议大家读一读钱先生作于1989年的一首七律《阅世》，其悲愤之情读者自可得之：
阅世迁流两鬓摧，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读书人自然可以参与政治，但同样有冷眼旁观并明哲保身的权利。如果连一个在乱世之中，以尽量超脱的姿态来苟且偷生，都要被人谴责的话，人生就实在太过于残酷了。中国的文人终究是一群进退维谷之人，他们挣扎在政治的边缘，却难以有哪怕不表态的选择，更不要说那早已被随时侮辱的人格尊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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