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康:国共建党建国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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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

庄永康

个人相当喜欢阅读《联合早报》言论版上郭良平先生的评论,尤其关于民主社会对创新发明带来的影响,更言之成理,让人获益不浅。这包括最近(5月27日)的鸿文《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只是文中提到,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建党的口号,都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意即“都是一个样”);而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仍旧出了一批巨匠,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不足”而已,我觉得提法过于简略,有欠全面。

我们不妨把问题放到历史的纵深来检视。

建党是靠口号的吗?国民党的建党建国思维,从何而来?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创建者孙文(孙中山),在民国建立13年后(即1924年)手书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便是昭昭明鉴。目前,台北国父纪念馆展示大纲原件的复制品,而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在铜像基座上刻下大纲全文。

建国大纲焦点,是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作为人民应享有之“权”——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权的伸张,光靠国家立了“宪法”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宪政”的贯彻。鉴于当时中国具有的现实条件,孙中山意识到“宪政共和”不能一蹴而就,于是把国家建设的程序列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三个阶段。

历史告诉我们,推翻了两千多年帝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面对的是个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只有到1928年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中国才在军事上基本统一。因而,“军政”时期必不可免。孙中山同时认为,若国民没有民权的意识,最后也只能被野心家利用而已,因而提出军政结束后,须有一个向全民宣导的“训政”时期。“训政”成熟了,“宪政”才会到来。

由于日军侵华,之后是国共内战,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让蒋介石实行一党专政,致使中华民国的“训政”时期特别漫长。直至蒋经国在逝世前一年 (1986年) 打开党禁,1996年实施总统选举,自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才得到“宪政”的落实。

眼下,倘若台湾并非宪政共和,民进党当选执政,源自黄埔军校、为保卫国民党而成立的“国军”,岂不是非发动政变不可?结果是,政权和平移交,国民党与民进党已成可以合法轮替的政党,且有另外成立的政党可以逐鹿。引人遐思的是,海峡彼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做到这步吗?

当然,中国大陆有其本身的坚持。但要是“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的说法成立,那很显然的,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党的建党纲领,也必定在根本上有所差别。

2011年,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而这一年也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北京政治学者徐友渔在BBC中文网上发表他个人的看法。有这么一段话,可供大家参考:

“往坏处说,国民党的长期训政相当于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迟迟不还,找各种理由(有不得已,也有借口)拖,但从来没有赖账,债权人虽然不满意,但要起账来总是理直气壮。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台湾开启了真正还权于民的进程。”

“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甚至把‘无法无天’的状态(笔者按:即文革)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的大民主’,说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不但分毫不欠,而且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

“民国巨匠”并非凭空而来

有关国民党建党建国的道路,区区本文当然还是说不清楚的。大家不妨通过youtube,观看2011年台湾电视录制的两集《民主路上的中华民国》,相信会有所收获。

这里可以同大家交代的是,对于郭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出的一批“巨匠”,鄙人确有颇深的体会。从报馆“荣休”这些年来,笔者的一大心愿是弥补学生时代所翘之课的阅读,而深深吸引我的,就是这些民国巨匠的作品。

回过头来看,“民国巨匠”们的出现,跟国民党的控制力是没多大关系的。反而,这种现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建党建国的根本差异息息相关。

我发觉,“民国巨匠”有三大特征:

第一,他们都是家学渊源良好,并且在德英法等各国饱受浩瀚学海的浸濡,学贯中西,回国一展抱负的一群。比如发奋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政论家梁启超、对中华文化传统具有洞见的王国维、美学大师朱光潜及其后所出的宗白华等。他们也无一不孜孜钻研,学术报国。朱光潜生平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抗战时期战火纷飞当中着力完成。

第二,有伯乐才有千里马。民国时代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对于学术机构请什么人、开什么课,都独具慧眼。在梁启超极力推荐下,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也能请来当教授。抗战艰苦,教育亦无中断,在战火中成立的西南联大,便延续了学术追求的传统。

说起来,即使在今天的新加坡,所谓双语、双文化,不以文凭论英雄等等概念,也仍只是一些“理想”而已。

第三,民国学人大都得到政府的礼遇。领导人蒋介石或许鉴于自己出身行旅,对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常敬畏三分。胡适便常对蒋直言,不断与他抬杠。傅斯年与蒋谈话,更翘起二郎腿。

利用“匕首投枪”的尖锐杂文,把北洋政府、民国官僚鞭挞到体无完肤的鲁迅,薪酬每月300大洋,生活一直都不错。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四个月期间,由于创校人陈嘉庚在南洋生意失败,薪金一时难以到位,加上创校时期厦大图书简陋,所请的教员也资历不高,谈笑缺鸿儒、往来皆白丁,鲁迅自觉懊恼,便炒老板的鱿鱼,拂袖而去。

与民国时代学界精英这种意气风发的情况相比,我们不难感受到进入“新中国”后知识分子的悲惨。从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为右派”而遭受迫害与伤残的数十万人,大部分都是留过洋的、学有所成的学者,或创意十足的作家文豪。灾难里面,中国承受的打击当然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与建党建国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最近,习近平公开肯定文革是一场“浩劫”,后面是个发人省思的深刻历史背景。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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