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中国古代西晋时期中原的汉族文明,随着政权由洛阳南迁至建康(今日的南京),为当时相对落后的南方带来了文化。当时有本事跟着南迁的,都是生活条件好、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因此,这次较有文化水平的南迁,史上称之为“衣冠南渡”。20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期间,又一次较小规模的“衣冠南渡”,把许多文人雅士带来了南洋。他们有的在这里办报、教书、写作或是从事绘画、书法等文化工作。“南渡“的中国文人办报,也像在办文学刊物,报上的”文艺腔“很重,想必当时的报章读者都是大作家的粉丝。上个周末在晚晴园的《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特展上,看到两张1939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版面文章,作者正是中国近代大作家郁达夫,一篇题为《南洋文化的前途》,另一是《日本思想的中心》。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文集中。《南洋文化的前途》一文阐明郁达夫对于文化的看法,除了谈到华人社会要在殖民统治下办教育的困难之外,他也表达了想在南洋建立一个“文化中心”的愿景,以确保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能在战火洗劫的国土之外另辟天地。郁达夫是受胡文虎之邀,在1938年到1942年间担任《星洲日报》文学编辑。就像当时南来办报的许多中国旧时代文人一样,他们以传承文化为已任,以救国救民为时代抱负,他们也因此留下了传世的精神遗产(legacy)。所以当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在这个特展开幕仪式上说:“新加坡华文媒体作为早期华文报刊的继承者,依然须要挑起重任,持续为本地民众提供富有本地特色的内容……”听来是那么耳熟能详,因为那正是上世纪早期华文报人的遗志。今日的新加坡报章承载了重要的政府信息和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从而反映社会的变迁。政府讲究政策的宣导,除了新闻发布之外,也会通过显目的报章广告,宣传有关民生的重要政策和计划,如建国一代配套、中央公积金新计划、终身健保等等。这些广告对一个时代的政策演变,无疑是准确的官方记录,有助后世人的研究。华文报自我承担和被赋予的文化使命,事实上也是整个华社的集体使命,即将正式投入运作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是乎在两三年前应运而生。经过50年的建国历程,新加坡今天要发展自家品牌的“华族文化”,标志着另一个文化里程碑。但50年跟中国5000年的浩瀚文化相比,显然是沧海一粟。这“一粟”要发挥自己的文化实力,尚嫌不足。我们还是无法自绝于中华文化之外,我们的独家文化养分,本来就可上溯到一百年多前。新加坡从19世纪末以来,便是一个吸引马来半岛和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重镇”,造就了战前华文报章的辉煌岁月。因此,我们有必要多了解建国以前的历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作家、画家、书法家、商人、慈善家,都曾为成就今日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作出贡献。新加坡独家品牌的华族文化,本来就是有所本有所延续,是一家“百年老店”。华文报今天无须独当“百年老店”的掌柜,至少政府也操一份心。如果我们的未来华族子弟没有了华语华文作为支撑力量,就没有华族文化可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郁达夫当年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南洋文化中心”的梦想,可能始终是一个文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建国半世纪后的今天,在国际化和资信科技力量的冲击下,我们徘徊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今后的华族文化何去何从,才是值得官方和民间思考的更大命题。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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