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郁达夫的愿景

漫步中国古代西晋时期中原的汉族文明，随着政权由洛阳南迁至建康（今日的南京），为当时相对落后的南方带来了文化。当时有本事跟着南迁的，都是生活条件好、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因此，这次较有文化水平的南迁，史上称之为“衣冠南渡”。20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期间，又一次较小规模的“衣冠南渡”，把许多文人雅士带来了南洋。他们有的在这里办报、教书、写作或是从事绘画、书法等文化工作。“南渡“的中国文人办报，也像在办文学刊物，报上的”文艺腔“很重，想必当时的报章读者都是大作家的粉丝。上个周末在晚晴园的《无限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特展上，看到两张1939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版面文章，作者正是中国近代大作家郁达夫，一篇题为《南洋文化的前途》，另一是《日本思想的中心》。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文集中。《南洋文化的前途》一文阐明郁达夫对于文化的看法，除了谈到华人社会要在殖民统治下办教育的困难之外，他也表达了想在南洋建立一个“文化中心”的愿景，以确保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能在战火洗劫的国土之外另辟天地。郁达夫是受胡文虎之邀，在1938年到1942年间担任《星洲日报》文学编辑。就像当时南来办报的许多中国旧时代文人一样，他们以传承文化为已任，以救国救民为时代抱负，他们也因此留下了传世的精神遗产（legacy）。所以当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在这个特展开幕仪式上说：“新加坡华文媒体作为早期华文报刊的继承者，依然须要挑起重任，持续为本地民众提供富有本地特色的内容……”听来是那么耳熟能详，因为那正是上世纪早期华文报人的遗志。今日的新加坡报章承载了重要的政府信息和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从而反映社会的变迁。政府讲究政策的宣导，除了新闻发布之外，也会通过显目的报章广告，宣传有关民生的重要政策和计划，如建国一代配套、中央公积金新计划、终身健保等等。这些广告对一个时代的政策演变，无疑是准确的官方记录，有助后世人的研究。华文报自我承担和被赋予的文化使命，事实上也是整个华社的集体使命，即将正式投入运作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是乎在两三年前应运而生。经过50年的建国历程，新加坡今天要发展自家品牌的“华族文化”，标志着另一个文化里程碑。但50年跟中国5000年的浩瀚文化相比，显然是沧海一粟。这“一粟”要发挥自己的文化实力，尚嫌不足。我们还是无法自绝于中华文化之外，我们的独家文化养分，本来就可上溯到一百年多前。新加坡从19世纪末以来，便是一个吸引马来半岛和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重镇”，造就了战前华文报章的辉煌岁月。因此，我们有必要多了解建国以前的历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作家、画家、书法家、商人、慈善家，都曾为成就今日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作出贡献。新加坡独家品牌的华族文化，本来就是有所本有所延续，是一家“百年老店”。华文报今天无须独当“百年老店”的掌柜，至少政府也操一份心。如果我们的未来华族子弟没有了华语华文作为支撑力量，就没有华族文化可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郁达夫当年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南洋文化中心”的梦想，可能始终是一个文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建国半世纪后的今天，在国际化和资信科技力量的冲击下，我们徘徊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今后的华族文化何去何从，才是值得官方和民间思考的更大命题。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