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慧:百万个为什么的日记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本,今年4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国际书展上展出。荷兰是书展的参展嘉宾。(法新社)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本,今年4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国际书展上展出。荷兰是书展的参展嘉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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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三拍

儿童的世界里总有对万事好奇的一万个为什么,大规模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也有百万个为什么需要人类充分了解学习。历史的记录与求知因此不能只是发生了什么,更要有追根究底地“为什么”的探知,否则任何因政治、政权和意识形态等考虑而做的选择性记录和辩解,甚至是反思,都只是局部的历史认识,不幸事件的更深层远近导因还会在当下及未来以不同形式出现,继续遗害人间与人性。

如果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今年6月12日还在世,会是87岁老妇了。她会继续写日记吗,写什么呢?

5月初的阿姆斯特丹,在春末的冷风中排队近两个小时参观安妮·弗兰克故居博物馆(Anne Frank House),晚上在酒店又看到国家地理频道制作与播放的《安妮的最后岁月》纪录片,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安妮好友哈娜(Hannah Goslar)在纪录片中所痛诉的:“到底为什么!人会这么对人,人类会发生大屠杀这样的事?”

经历过二战的国家去年以不同形式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日本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最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促成战争结束等,是二战期间大规模人命伤亡事件,一些资料指二战死亡人数总计5000万至7000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其中,单是命丧于纳粹掌下的犹太儿童至少有百万。因而有幸存者说,安妮的日记不只是一人的日记,还有这上百万无辜孩童未曾留下的日记与问号。

二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的另一场人类浩劫,是1966年5月16日拉开序幕、长达10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中国1200万干部的19.2%。大批知识分子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打压。

在香港设立的端传媒综合新闻机构在其特制的《文化大革命—50年后的记忆战场》网络特辑中,同样抛出了许多问号:文革是什么?文革为什么?文革对今天的中国有怎样的影响?文革为什么到今天并没有真正过去?

儿童的世界里总有对万事好奇的一万个为什么,成人世界则会为自己的兴趣或志趣寻找一万个或百万个为什么的读物,大规模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也有百万个为什么需要人类充分了解学习。历史的记录与求知因此不能只是发生了什么,更要有追根究底地“为什么”的探知,否则任何因政治、政权和意识形态等考虑而做的选择性记录和辩解,甚至是反思,都只是局部的历史认识,不幸事件的更深层远近导因还会在当下及未来以不同形式出现,继续遗害人间与人性。

安妮故居博物馆的官方网站,收集和展示的资料比实体展示的丰富和多元。她的父亲奥托在德国出生,一战期间和年轻的希特勒一样从军救国,奥托的母亲和妹妹也在法兰克福一家军事医院当义工。通过奥托和希特勒这两个人物的历史交集和后续发展,安妮博物馆的网站为希特勒为何会是二战时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恶魔”,呈现了欧洲多国早在一战前就有反犹太意识的背景。而无论是一战或二战,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和资源匮乏与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经常是政治和政权激斗时,最容易把种族与宗教偏见推到极点、引发种种失控的人类兽性与疯狂行为的星星之火。

更让许多幸存的受害者匪夷所思的是,从欧洲到亚洲,疯狂的领袖崇拜和种族或宗教主义、阶级斗争等,都可以让追随者六亲不认,以致所至爱的家人亲友、尊敬的导师和宗教人员,都一转身成为血腥战争与屠杀的加害者。很不幸,这样的人类历史悲剧换了场景,在二战结束20年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重演。

研究纳粹大屠杀问题的著名以色列专家耶胡达·鲍尔教授(Yehuda Bauer),曾就如何走出大屠杀阴影和避免重蹈覆辙给了三句忠告:莫是行凶者,莫是受害人,更切莫是个袖手旁观者。

今天的世界,除了科技和交通发达,资金全球流通,许多国家和个人的物资丰裕许多,对无辜人类残害的悲剧并未走远。极端和恐怖主义、难民潮等等,上世纪各种战争前后出现的人为祸害,现在仍有。也仍有谋权的政客和极端分子披着行使正义或宗教使命的外衣,不断刺激人的劣根性与兽性来达到私利。

在全球遍布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在满足“我”的私欲比什么都重要时,一个极端行凶者加上无数不想不问不关我事的围观者,足以加害整个社会及无辜的人。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八个当年为躲避纳粹党屠杀匿藏在阁楼密室里的唯一生还者。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先后在集中营死去,留下的只是小女儿的日记簿和多张零散的日记。安妮日记的出版与公开,以及安妮博物馆和安妮基金会的设立,据博物馆的记录,除了是奥托为完成女儿希望日记能出版的遗愿,更为通过她的日记和事迹,唤起世界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的危害的重视,鼓励年轻人多对这样的课题进行讨论和反思,博物馆因而不时举办年轻人的相关活动,而他也会尽量出席。1980年8月,他以91高龄去世时,大家记得安妮,也更敬重这位父亲。

6月12日是安妮的诞辰,6月第三个星期天也是父亲节,读着这些历史和资料,为奥托这么一个父亲感动之余,还是有深抽一口气的悲痛。

作为大屠杀的生还者和四口家庭的唯一幸存者,他背负了百万个为什么会发生的痛楚,但也以自己的人文关怀和行动,释放了走出受害者阴影的能量,因为这世界和继承这世界的无数下一代,都不能再有行凶者,受害者和旁观者。劫后余生,他为女儿也为自己完成了心愿。

(作者是本报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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