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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求变已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要做出哪些方面的改变，又要如何设定改变的步伐。这当中不仅考验领导人的智慧，也考验党员干部的配合与耐心。
上星期天下班后乘搭德士回家，司机见我在报馆门口截车，估计是报馆职员，便主动与我谈起当天下午工人党干部大会上，与党魁刘程强同为阿裕尼集选区议员的陈硕茂挑战秘书长职位一事。司机与我聊得兴起，在我下车前还要给我两元的车费“折扣”，但我执意不接受，他才决定就只收整数、不收零找。
司机对事件感兴趣的程度，预示着事件接下来还会受坊间热议，而事实果真如此。在过去一星期里，大家纷纷做出诸多猜测：为什么会有超过一个人参选工人党秘书长，党内是否闹分裂？挑战者为什么会是这些年来表现不算亮眼的陈硕茂？刘程强明显消瘦，他的健康是否出现问题，这与他被挑战是否有关？
针对种种猜测，即便是身为“当事人”的刘程强和陈硕茂异口同声地指出，秘书长不自动当选，其实符合正常的民主程序，许多人还是选择相信“内有乾坤”。种种猜测的真伪固然难以核实，综合多名受访党员干部和支持者的看法，我们却不难发现工人党内不乏求变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刘程强主要着眼于新加坡东部选区的“东部逐步变蓝”战略，以及在人民行动党政府原有政策基础上提出改进的主张，这些已经难以满足不少党员干部。这类“激进派”人士质疑工人党领导人，为何不能维持甚至推进该党在2011年全国大选、2012年及2013年两场补选中的良好发展势头。他们都希望进一步扩大该党的版图，假以时日组成替代政府。
另一种声音说：工人党的党纪严厉、领导层行事却不够透明，不仅没说明遴选干部和大选参选人的标准，也不交代市镇理事会管理究竟是否存在疏失。发出这种声音的人相信，应改变固有的领导风格，以更注重咨询和建立党内共识的领导方式取代。
在工人党中发出求变声音者也包括刘程强本身。他上星期天在干部大会过后受访时说，他在2001年当选工人党秘书长时，是中委中年纪最轻的。了解到事态严重，他把领导层更新视为重中之重，并取得良好进展。
工人党创党于1957年，只比行动党“年轻”三岁。无独有偶，这两个“老牌政党”的秘书长，在不断引进新人的过程中，成为最年长的中委一员。对于成为本轮推选出来的14名新中委中，年纪最大的一个，59岁的刘程强笑说：“这未尝不是个好现象。”
有评论指出，刘程强向来相信深耕基层的重要性，经常亲身前往所管辖选区内的停柩处安慰丧家。然而，新加坡选民已更多元，他们不会只以议员现身区内红白事，来评估议员是否值得支持，而是要求议员执行代议士职务，在国会上为他们发声，不畏惧同执政党议员和担任政治职务者激烈辩论，好好地监督政府。
有趣的是，不时在国会中与部长针锋相对的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据说在去年的大选中，成功地赢得所管辖的友诺士区的大多数居民支持，对其团队捍卫阿裕尼集选区功不可没。在上星期天的工人党干部大会上，他也以最高票当选的姿态，进入该党中委。这说明居民对议员的期许，和党员干部对领导人的要求有重叠之处。
我认为，工人党在做出改变的过程中，自然不能忽略选民透过选票所发出的信号。我也留意到，工人党明显已意识到选民非常重视代议士在国会中的表现。尽管因为人数不超越执政党议员，没能成功阻拦国会通过一些该党不支持的法案，工人党过去屡次要求议长在国会通过某些法案之际，把工人党反对法案的某些条款记录在案。
工人党党员干部在该党即将步入“耳顺”之年时忧心其发展方向，有些人不惜推选新的最高领导人，这并不为过。既然求变已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要做出哪些方面的改变，又要如何设定改变的步伐。这当中不仅考验领导人的智慧，也考验党员干部的配合与耐心。
（作者是本报记者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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