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骗子利用的不再是受害人的贪心，而是无耻地操弄他们对亲人的关心，以及对陌生人的信心；后者更是罪大恶极。
家里座机响起，显示的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心里不由得一阵莫名的紧张。对方用英语自称是人力部的调查员，提醒我还没有完成邮寄给我的《全面劳动力报告》调查，并询问是否方便在电话中进行。由于口音的确是本地人，之前确实有收到人力部的来信，职业之故也明白调查的意义，加上周休在家，便同意电话调查。开始提供个人资料时，家人不安地提醒最近身边所发生的诈骗事件，于是问对方如何证明其身份。按对方所提供的人力部查询电话和工作证号，用手机确认无误后，因为家人还是担心，最后决定自己尽快上网完成调查，终止了这通电话。
之所以人心惶惶，是因为亲友当中有人最近接获自称中国公安的诈骗电话，不慎透露了个人资料给对方。另外一名长辈也接到自称电信局的讲英语的电话，懵懵懂懂间连信用卡号也告知了对方，挂电后突然惊醒，即刻通知银行销卡，所幸没有钱财损失。长辈后来说，以前总觉得受骗者为何那么糊涂，一旦自己遇上电话骗子，才知道有多么容易上当。自己此前也接到显示本地号码的华语语音录音电话，自称某知名国际快递公司，宣称有包裹要递送上门，然后要我按键选项。当时立即意识清醒地挂电，还记得脑中有声音告诉自己，国际快递公司怎么会用华语电话语音服务？
我把这个经历在社交媒体分享，竟然有不少朋友留言说遇到相同经历，其中更有朋友表示，已经决定从此不接来历不明的电话了。
诈骗集团的手法推陈出新，花样百出。在社交媒体就读到这样的故事：有人接获自称快递公司的电话，说有包裹要送上门。接着果然有身穿制服的快递员送来包装精美的礼品红酒，当事主还在猜是哪个朋友送的神秘礼物时，快递员表示因为是酒类，需要收取几块钱的手续费，但是公司不准他收现金，便拿出一个信用卡刷卡机。因为故事编得合情合理，加上金额不大，事主不疑有他，就刷卡付款。后来发现被诈骗集团盗刷了几千元，才惊觉快递员的刷卡机原来是拿来复制信用卡资料的。
除了这种滥用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任感行骗的伎俩，另一种同样可恶的电话骗术，则是假冒家人的朋友骗说家人意外出事，需要金钱应急，更甚的是骗说家里小孩被绑架，要求赎金。这是给事主制造心理恐慌，利用其恐惧感行骗。无论哪一种骗术，都只能用“下三滥”来形容，传统上恐怕也为行走江湖者所不耻。《庄子》说“盗亦有道”，就算走偏门，也还是不能不讲究规矩的。
骗术向来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主要是人的贪念。所以小时候师长教诲“不义之财毋苟得”时就告诫说，只要不贪，就不会被骗。很多的骗术，都是利用人们侥幸的心理，本以为可以不劳而获，最终却得得不偿失。从行骗者的角度，骗术的“道”在于受害人也得承担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心术不正，才会上当受骗。换言之，被骗的本身也不是“好人”，所以“罪有应得”。但是，这套骗子用来自圆其说的道理，却完全不适用于当今的电话诈骗集团，因为他们下手的对象，并非贪小便宜的“坏人”。
1973年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老千计状元才》（The Sting），取材自真人真事，讲述一群老千为了替同道报仇，布下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对付比老千更坏，不惜买凶杀人且收买警察的黑社会头子。戏中对于两名老千主角以及一帮老千的描绘，当然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盗亦有道”的观念。
今天的骗子针对的却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英文能力，或者年长者等社会弱势群体。骗子利用的不再是受害人的贪心，而是无耻地操弄他们对亲人的关心，以及对陌生人的信心；后者更是罪大恶极。经济学已经证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决定日常交易成本的高低——社会互信越高，交易成本就越底。电话诈骗集团的作为，正是在削弱宝贵的社会互信，让一般人开始养成对陌生人的戒心。长此以往，势必增加社会交易成本。
改用不那么市侩的角度说，理想社会环境应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到过日本旅行的人，多少能体会这种境界）。这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互信和尊重上面，而这种教养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电话骗子的手法，很容易在短期内摧毁社会长期累积的互信。所以今天电话诈骗集团的恶行，本质上不亚于江洋大盗，因为其作为不但同样导致社会人心不安，还伤风败俗。当局实在有必要正视这个威胁。
盗已无道，反映的或许是这个时代人心的败坏。如今流行的不外是金钱至上的价值，玩的是赢者全拿的游戏。华尔街大鳄翻云覆雨，诈骗了全球投资人，不但得以全身而退，如今还继续呼风唤雨。这或许也应了《庄子》“盗亦有道”说的意涵：普通人必须实践圣人之道，才可以修养成为善人；坏人也必须假借圣人的大道理，才可以做成真正的大盗贼。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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