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普世价值”频频陷入危机，由此也伴随着“西方没落论”层出不穷。就在西方社会陷入挣扎之际，美国近期一系列重返亚太行动，无疑为处于困境之中的西方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据媒体报道，未来一段时期，美军在西太平洋甚至南中国海地区，布置双航母战斗群有可能成为常态。美国人能够在当今西方社会整体低迷状况下，腾出手来插手亚太事务，这是否可以表明：昔日那个强势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试图再次成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崇勇尚武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西方“普世价值”及其所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往往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对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同样如此。例如，国际地缘政治研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控制海权，美军如今强势重返亚太，可以明显体现这种地缘政治策略；在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以及东亚模式三足鼎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倡导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


人们过多注意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政治或经济表现，由此忽略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宗教或文化方面。历史上，16世纪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饱受外族殖民和入侵，但是16世纪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却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命运，清教取代天主教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要宗教信仰。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清教极大地契合并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在评价经历清教革命后的英国时说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充满信仰、商业与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特质也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文化内核，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一直非常重要，这和欧洲大陆有显著的区别。1905年法国的政教分离运动，彻底清除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存在，这种激进的世俗化运动也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2015年底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一项宗教信仰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法国的宗教信仰指数排在倒数第三位，受访者中仅有14%的法国民众认为宗教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


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法国完全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并未剔除宗教的因素，反而推动了宗教的繁荣。数据对比可以显示出这种差别，在上文提到的皮尤中心发布的宗教信仰调查报告中，美国受访民众中有53%的人认为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尽管美国也经历了政教分离运动，但是宪法规定政府不能禁止宗教。例如，1962年在审理“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Engel v Vitale）时，大法官布莱克（Hugo Black）在判决书中声明：宗教的神圣、崇高，不允许遭到世俗官员的亵渎。


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仅避免了现代性进程中过度的世俗化，而且给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带来一种包容、自由和多元的社会环境。英国民众宗教信仰指数也不算高，但是对于外来移民，英国能够积极容纳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共存；而法国对外来移民则实行坚定的民族同化主义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受到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的影响，以齐泽克（Slavoj Zizek）为代表的欧洲左翼思想家，不断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应当推行强硬的“国家主义”政策。


国家包揽一切，这恐怕也是欧洲大陆过度世俗化的恶果，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在欧洲，国家应该承担起满足民众需求的基本责任的观念，几乎被视为公理。正是由于这一观念的存在，使得欧洲许多国家背上了“福利主义”的重担，这似乎也可以解释欧洲大陆存在的集体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给欧洲社会创造力和活力所带来的困境和制约。


与欧洲大陆形成反差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存在的多元、动态的宗教奠定了开放社会的根基，宗教信仰使得民众保持了对现世功利的超越性。宗教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说：即使是狂热的宗教，对于和谐健康的社会都是非常必要的。200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应《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沿着当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足迹开始了一场美国旅行。旅行结束后，伯纳德－亨利·莱维指出：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追根溯源，都起源于形塑了早期美国文化的新教。


当然，除了宗教因素外，科技、市场、教育等因素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崛起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归根结底，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形成政治的民主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以及文化的多元主义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宗教成为了加强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欧洲大陆的世俗化运动中，宗教却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障碍。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受宗教信仰推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都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哪怕这种价值观偶尔会造成社会冲突或动荡，依然不可撼动。在经历了短期的内政外交困局后，以美国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重新找回了支撑它们强大的宗教和文化根基，在欧洲激进的世俗主义造成西方“普世价值”危机的背景下，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复兴是否能够成为拯救西方社会的救命稻草？


作者是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与欧洲大陆形成反差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存在的多元、动态的宗教奠定了开放社会的根基，宗教信仰使得民众保持了对现世功利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