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无尽的悲惨世界

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将现代文明的这些理念在亚洲落实。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歌剧在本地上演进入尾声,好评一如世界各地。歌剧改编自1862年出版的小说,据说法文原版厚达1900页,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持续动荡的社会中,底层人民非但没有摆脱革命前的困境,反而在持续扩大的贫富不均和处处不公的环境里,继续遭遇凌辱、压迫和剥削。

150年过去了,多少杀戮、征战、并吞、侵凌发生在欧洲,政权更迭、民族国家之间历尽竞与合、结与离,终于迎来一个统合之中也见紧绷的局面,以及70年的总体和平。眼前政治形势看似纷乱,然而百余年前那个剥削凌辱处处,激发知识分子同情与愤慨的世界,基本上已经一去不复返。

“悲惨世界”在欧洲已经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与歌声,以数十种语言传唱各大洲,但原文所指的“那些悲惨的人”(Les Miserables)并未绝迹,他们在中东的烽烟中苟存,在地中海的恶浪中求生,令举世不知如何应对。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超过6500万人,创下人类历史纪录。

逃离家园和战场的人群是为势所迫,无可奈何。但更远一些,在我们熟悉的远东地区,一种隐隐约约的悲情一直在延续。菲律宾长期以输出本国劳动力赚取外汇,人数多达1000万,每年创造超过200亿美元的外汇,占国民生产总值约一成五;印度有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卖淫村;中国有法律明定区分人口等级的户籍制度;缅甸的法律排除罗兴亚人的国民身份;还有以国家权力之名公然绑架人民的行为。

诸如此类不同程度的压迫与剥削现象,至今遍布亚洲许多国家,权力迫害、社会不公、制度或者宗教和传统施加于一些人的痛苦,超越现代社会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基本要求。

法国大革命以当时全新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则为口号,历经数十年才走出混沌之局,饱受折腾,但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后,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政治思想、人文主义等方面唤醒了全欧洲,给一个僵化和令人窒息的时代带来巨大的震撼与冲击,它凭借法国人的激情与浪漫,从勇于瓦解的行动中走出新生大道,影响深远。

虽然后世评论不乏诸多批判,但不能否定的是,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全法国数以千计的报章和无数印刷品将这些理念深化扩散,终于形塑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价值观的一部分。

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将现代文明的这些理念在亚洲落实,会不会因为这样,今天在亚洲很多角落,还能隐隐看见雨果所挞伐的悲情与惨痛。

现代化是二战之后,亚洲反殖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过程中,亚洲人大多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一些国家不幸为意识形态或者族群世仇留下撕裂的伤痕,但迈入21世纪,都先后开展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这个现代化的追求,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却很可惜地止步于基础建设、财经商贸、文化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对于欧洲近代史发展过程所昭示的自由民主、司法独立、平等博爱、人权公义,并没有深入反思。

有些亚洲知识分子(或更多是政治人物)会有意无意地否定西方文明这方面的成就,强调所谓的国情与特殊性,但几十年下来并没有产生深刻而有说服力的思想,告诉亚洲人民为什么我们的人权应该有别于欧洲人,为什么我们的民主权利应该在框框圈圈内执行,为什么我们的宗教可以独立于世俗法律。我们偶尔会问自己亚洲人有没有思考能力,却问不出是什么原因在妨碍亚洲人的自由思考。

《悲惨世界》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版时,据说在法国恶评如潮,不过后来推崇者越来越多,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得主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至誉之为世界文学史十大小说。英语歌剧开演31年来,依然在世界各地受追捧,其中主题曲之一《你可听到人民的怒吼》(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或许居功不小。这首歌近年来随着台港社会抗议频发,也被填上台语和粤语歌词,甚至有华语版本,进而让更多人认识这部歌剧。

雨果根据数十年的社会观察,写下对一个时代的控诉,其中蕴含的是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阅读小说和观赏歌剧应有的体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轻薄短小,百多年前作品的沉重历史背景,恐怕很难引起共鸣。在作者那时代,社会底层所遭遇的压迫与不公,无所逃于天地间,这是革命的背景,作者揭示的是一种反抗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之必要。

这种力量在任何遭受压迫的时代和社会都不可或缺。雨果揭示这部小说的企图心,在于凡有压迫不公之处,世人都能看到、也体会到他的理念:人类的创伤无国界之分。因此,悲悯与同情并不受国情或民族性之囿限。

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王室与建制、支持革命的议员坐在议会的左边,力挺建制的保王党则坐在右边,这是政治上的“左派、右派”形容词诞生的典故。左派在后来的政治演变中催生出(理论上)关怀弱势群体的各种政治路线,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左派一词并不等于任何一者。

从雨果的观点来说,左派就是一种关怀弱势的人道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是每一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失去左派思维的社会,必然沦为弱势者的炼狱。金融风暴以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前年在欧美掀起热议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并没有很快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出现政策效应,说明的正是两大主流政党其实没有如欧洲国家那样深刻的左派思维。

回到亚洲国家,虽然当权者有共产党、民主政党和族群政党乃至王室,但如上所说,政治人物对于现代意义的人道、人权与公义有多大认知和兴趣,在守护政权与捍卫这些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将决定你我下一次去巴黎血拼香奈儿的时候,能不能自豪地告诉法国佬:我们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别无二致。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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