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将现代文明的这些理念在亚洲落实。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歌剧在本地上演进入尾声，好评一如世界各地。歌剧改编自1862年出版的小说，据说法文原版厚达1900页，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持续动荡的社会中，底层人民非但没有摆脱革命前的困境，反而在持续扩大的贫富不均和处处不公的环境里，继续遭遇凌辱、压迫和剥削。
150年过去了，多少杀戮、征战、并吞、侵凌发生在欧洲，政权更迭、民族国家之间历尽竞与合、结与离，终于迎来一个统合之中也见紧绷的局面，以及70年的总体和平。眼前政治形势看似纷乱，然而百余年前那个剥削凌辱处处，激发知识分子同情与愤慨的世界，基本上已经一去不复返。
“悲惨世界”在欧洲已经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与歌声，以数十种语言传唱各大洲，但原文所指的“那些悲惨的人”（Les Miserables）并未绝迹，他们在中东的烽烟中苟存，在地中海的恶浪中求生，令举世不知如何应对。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超过6500万人，创下人类历史纪录。
逃离家园和战场的人群是为势所迫，无可奈何。但更远一些，在我们熟悉的远东地区，一种隐隐约约的悲情一直在延续。菲律宾长期以输出本国劳动力赚取外汇，人数多达1000万，每年创造超过200亿美元的外汇，占国民生产总值约一成五；印度有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卖淫村；中国有法律明定区分人口等级的户籍制度；缅甸的法律排除罗兴亚人的国民身份；还有以国家权力之名公然绑架人民的行为。
诸如此类不同程度的压迫与剥削现象，至今遍布亚洲许多国家，权力迫害、社会不公、制度或者宗教和传统施加于一些人的痛苦，超越现代社会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基本要求。
法国大革命以当时全新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则为口号，历经数十年才走出混沌之局，饱受折腾，但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后，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政治思想、人文主义等方面唤醒了全欧洲，给一个僵化和令人窒息的时代带来巨大的震撼与冲击，它凭借法国人的激情与浪漫，从勇于瓦解的行动中走出新生大道，影响深远。
虽然后世评论不乏诸多批判，但不能否定的是，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全法国数以千计的报章和无数印刷品将这些理念深化扩散，终于形塑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价值观的一部分。
走出封建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欧洲，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将现代文明的这些理念在亚洲落实，会不会因为这样，今天在亚洲很多角落，还能隐隐看见雨果所挞伐的悲情与惨痛。
现代化是二战之后，亚洲反殖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过程中，亚洲人大多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一些国家不幸为意识形态或者族群世仇留下撕裂的伤痕，但迈入21世纪，都先后开展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这个现代化的追求，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却很可惜地止步于基础建设、财经商贸、文化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对于欧洲近代史发展过程所昭示的自由民主、司法独立、平等博爱、人权公义，并没有深入反思。
有些亚洲知识分子（或更多是政治人物）会有意无意地否定西方文明这方面的成就，强调所谓的国情与特殊性，但几十年下来并没有产生深刻而有说服力的思想，告诉亚洲人民为什么我们的人权应该有别于欧洲人，为什么我们的民主权利应该在框框圈圈内执行，为什么我们的宗教可以独立于世俗法律。我们偶尔会问自己亚洲人有没有思考能力，却问不出是什么原因在妨碍亚洲人的自由思考。
《悲惨世界》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版时，据说在法国恶评如潮，不过后来推崇者越来越多，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得主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至誉之为世界文学史十大小说。英语歌剧开演31年来，依然在世界各地受追捧，其中主题曲之一《你可听到人民的怒吼》（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或许居功不小。这首歌近年来随着台港社会抗议频发，也被填上台语和粤语歌词，甚至有华语版本，进而让更多人认识这部歌剧。
雨果根据数十年的社会观察，写下对一个时代的控诉，其中蕴含的是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阅读小说和观赏歌剧应有的体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轻薄短小，百多年前作品的沉重历史背景，恐怕很难引起共鸣。在作者那时代，社会底层所遭遇的压迫与不公，无所逃于天地间，这是革命的背景，作者揭示的是一种反抗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之必要。
这种力量在任何遭受压迫的时代和社会都不可或缺。雨果揭示这部小说的企图心，在于凡有压迫不公之处，世人都能看到、也体会到他的理念：人类的创伤无国界之分。因此，悲悯与同情并不受国情或民族性之囿限。
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王室与建制、支持革命的议员坐在议会的左边，力挺建制的保王党则坐在右边，这是政治上的“左派、右派”形容词诞生的典故。左派在后来的政治演变中催生出（理论上）关怀弱势群体的各种政治路线，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左派一词并不等于任何一者。
从雨果的观点来说，左派就是一种关怀弱势的人道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是每一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失去左派思维的社会，必然沦为弱势者的炼狱。金融风暴以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前年在欧美掀起热议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并没有很快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出现政策效应，说明的正是两大主流政党其实没有如欧洲国家那样深刻的左派思维。
回到亚洲国家，虽然当权者有共产党、民主政党和族群政党乃至王室，但如上所说，政治人物对于现代意义的人道、人权与公义有多大认知和兴趣，在守护政权与捍卫这些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将决定你我下一次去巴黎血拼香奈儿的时候，能不能自豪地告诉法国佬：我们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别无二致。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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