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欧盟会分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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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透视

邓聿文

英国脱欧是欧盟成立40多年来遭遇的最重大打击,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的话说,这一结果是灾难性的,将引发关乎其方向、凝聚力和未来的一系列问题。国际有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日前更撰文表示,英国决定脱欧后,经济在中、短期将大受打击,而欧盟解体几乎无法避免。

索罗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前,一些人对欧盟的前途本不看好;之后,相信更多人会唱衰欧盟的未来。

欧盟成立于冷战初期,当初组建煤钢联营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煤钢大市场,但现在欧盟愈来愈有向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军事联盟的共同体方向发展的趋势。在欧盟40多年的历史中,1999年欧元的问世是欧盟发展的分水岭,使欧盟由过去松散的共同市场成为货币统一的共同体。

在现今世界的多边组织中,论制度建设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非欧盟莫属。然而,这不是说欧盟在发展中没有遇到大的问题甚至危机,一些分析认为,欧盟在近10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克服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货币统一与财政分散的矛盾。一方面,欧盟的金融和货币政策早就统一了,另一方面,其财政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却仍然在各个成员国手上,希腊债务危机很大程度是就是由此导致的。二是一体化进程政治统一的步伐落后于经济统一,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同时却迟迟没有实现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三是欧盟东扩后“新、老”欧洲的矛盾凸显。老欧洲主要是经济基础深厚、以新教文明为基础的北部欧洲;新欧洲主要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以天主教文明或东正教文明为基础的南部欧洲,两者在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消费传统、节俭、勤勉程度等方面有天壤之别。如果把土耳其纳入,新老欧洲还将多了一个伊斯兰文明。四是欧洲大陆的福利社会模式,造成国家财政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也是制度内伤,并与英国主张的自由市场存在冲突。

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问题和矛盾的激化。卡梅伦去年11月在英国知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欧盟必须在四大领域进行改革,并把它作为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和目标。这四大领域为: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的滥用。

卡梅伦认为,英国要求欧盟正式承认欧盟为多元货币的组织,为英国等未使用欧元的欧盟成员国提供更大保护,包括保障单一市场非欧元国家可获得对欧元区政策的否决权,且不受强制执行欧元区决策。欧盟现有的商业规章“已经太多”,应该减少繁文缛节所带来的负担,实现对资金、商品与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强化国家主权,拒绝被强迫推向一个“更紧密的同盟”,以及增加移民控管权。尽管卡梅伦是从英国的利益出发,来阐述他对欧盟改革的看法,未必会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认可,但它也说明英国对欧盟的现状已经无法容忍。

欧洲国家领导人当然并非没认识到这些问题。但要协调28个成员国,达成改革共识,难度也非常大。不过,英国这回退欧,会激发欧盟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用更多精力去思考欧盟的未来,应对危机。在英国公投结果出来后,荷兰首相、也是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吕特就认为这是“刺激欧盟改革的结果”。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更说:“英国退出对欧洲,对政治家就是刺耳的叫醒闹钟。充耳不闻或有意逃避只能让欧盟撞上墙。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欧洲。”政治人物必须正面应对欧盟面临的高失业率、移民危机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自由主义发祥地的英国,其退出会削弱欧盟的实力;但由此认为欧盟会解体,则显得太过悲观。虽然一些成员国的极右力量受英国退欧的鼓舞,也主张本国退出欧盟,然而,欧盟如此弱不禁风的话,也不可能撑到今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欧盟的联合,存在共同的历史基础,即欧洲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而建立和发展起了欧盟。从这个角度看,它本身就是危机和挑战的产物,具有广泛的共识。

英国退欧虽然反映了欧洲一体化的挫折,但并未动摇其基础,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精英层中,普遍支持欧盟。欧元设计者蒙代尔就曾警告,欧洲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加强欧盟,要么拆散欧盟。拆散欧盟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将产生严重后果,所以只能加强欧盟团结。另外,在欧盟4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制度韧性”,不会随英国退欧而动摇。

当然,对欧盟的改革,会产生分歧,一些人如蒙代尔会主张建立更紧密的财政欧盟、金融欧盟和政治欧盟的组合;一些人会像卡梅伦一样,认为欧盟不能建成一个政治联盟,而应把改革的核心放在自由市场、增强欧盟的整体竞争力上。协调这些不同主张会耗时费力,然而在面对解体这个最大威胁面前,欧盟的政治人物反而有可能团结一致,拿出更大的勇气去推进改革。

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欧盟会提高退盟的门槛,并在接纳新成员方面,比现在更慎重,条件更苛刻,不再贪多求快。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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