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智子:反省历史的问题意识

今年在迎来天安门事件纪念日之际,日本也有几处举行了例行纪念集会。我参加了6月3日在明治大学举办的、现居住在台湾的原学生运动领袖王丹的讲演。我对中国留学生向王丹提问深感兴趣。

有一人在提问前做了一番陈词说“我学习过天安门事件,我知道此事”之后,问道:“我听说学生领袖围绕权力互相对立,在混乱中,诱拐同伴,阻止回校上课。他们这不是没有理解什么是‘民主’吗?”另一名说,柴玲抛下同伴不管,自己跑到国外,面对媒体的采访她说“自己害怕失去生命”,并问道:“请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丹反问道:“当时的学生拥有互相争夺的那样的权力吗?”之后,他说:“5月4日北京大学以外的大学都恢复了上课,北京大学在所有学生宿舍实施的问卷调查中,有八成支持罢课,才继续罢课的。”王丹强调说:“我认为这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手续。”

关于柴玲,王丹回答:“她最终出了国,但她到了最后一刻一直留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同伴一个个倒在枪弹之下,谁还能保持冷静吗?她接受的三小时采访,一部分被删除后报道的。”接着王丹说道:“事情不能片面看,要全面看。判断的标准不是媒体报道的语言,难道不应该将人的行动作为判断的标准吗?”他又淡定而冷静地说:“民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天安门事件显示和现在的中国相通的几个问题。王丹指出:“中国将儒教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打造了有效控制国民的机制,国家权力越来越大,让社会空间萎缩,致使国民没有勇气改变社会、改变制度。”

正如王丹等学生领袖当年实施的是否需要罢课的问卷调查一样,民主手续的实践,从身边的事情开始,一定能发展到社会与国家的层次上来。

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机会。优秀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很多人也迫于政治压力和经济理由,中途不得不改变前进的道路。

王丹跟我说,在来日本两天前,和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通了电话。浦志强在1989年6月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绝食运动。王丹在2012年来日之际,恰巧浦志强也来日本,就这样两人在事件后首次在日本不期而遇。他们重逢时我也在场,当时的场景记忆如新。

浦志强在2014年参加天安门事件受害人追悼会后被拘留。尽管那是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集会而已。

2015年12月,浦志强被认为以往在网上的留言有问题,以寻衅滋事罪和煽动民族仇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三年。浦志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影响国民进行了批判。例如,关于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写道,就算通过爱国主义和党的政治路线来强化统治,未必能让国民幸福,文章讽刺而幽默。如此程度的言论活动,能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和煽动民族仇恨罪,中国国内法律学者和律师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天安门事件后,当了律师的浦志强并不是想要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作为法律的专家,他不断地探索一贯基于法治原则的言论空间。他就是因为不希望再重复天安门事件的失败,才采取了这种方式。就连浦志强这样的温和渐进地着实想改变制度和社会的人物,也会被定罪,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在习近平政府取缔腐败运动中,比起司法的裁决,党的纪律检查被赋予更高的地位。

近来,中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无视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行动很显眼,还利用“外敌”这个概念,来提高国内团结,鼓舞国民的爱国心。

媒体对事实的夸张和歪曲,以及排外的爱国主义,近年来在日本也时有发生,成了热议的焦点。作为日本,对于邻国,不应该事不关己般地只是一味地说“中国是个恶劣的国家”,对于日本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重新进行自我检讨。

无论是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还是日本的慰安妇问题,都可以说是人的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的现象。人为什么要争斗,为什么不能阻止残忍,有必要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对历史进行挖掘。作为人,只有确认互相认可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后,我们才能带着勇气参加社会的变革。反之亦然。

作者是东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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