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迎来天安门事件纪念日之际，日本也有几处举行了例行纪念集会。我参加了6月3日在明治大学举办的、现居住在台湾的原学生运动领袖王丹的讲演。我对中国留学生向王丹提问深感兴趣。
有一人在提问前做了一番陈词说“我学习过天安门事件，我知道此事”之后，问道：“我听说学生领袖围绕权力互相对立，在混乱中，诱拐同伴，阻止回校上课。他们这不是没有理解什么是‘民主’吗？”另一名说，柴玲抛下同伴不管，自己跑到国外，面对媒体的采访她说“自己害怕失去生命”，并问道：“请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丹反问道：“当时的学生拥有互相争夺的那样的权力吗？”之后，他说：“5月4日北京大学以外的大学都恢复了上课，北京大学在所有学生宿舍实施的问卷调查中，有八成支持罢课，才继续罢课的。”王丹强调说：“我认为这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手续。”
关于柴玲，王丹回答：“她最终出了国，但她到了最后一刻一直留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同伴一个个倒在枪弹之下，谁还能保持冷静吗？她接受的三小时采访，一部分被删除后报道的。”接着王丹说道：“事情不能片面看，要全面看。判断的标准不是媒体报道的语言，难道不应该将人的行动作为判断的标准吗？”他又淡定而冷静地说：“民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天安门事件显示和现在的中国相通的几个问题。王丹指出：“中国将儒教文化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打造了有效控制国民的机制，国家权力越来越大，让社会空间萎缩，致使国民没有勇气改变社会、改变制度。”
正如王丹等学生领袖当年实施的是否需要罢课的问卷调查一样，民主手续的实践，从身边的事情开始，一定能发展到社会与国家的层次上来。
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机会。优秀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很多人也迫于政治压力和经济理由，中途不得不改变前进的道路。
王丹跟我说，在来日本两天前，和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通了电话。浦志强在1989年6月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绝食运动。王丹在2012年来日之际，恰巧浦志强也来日本，就这样两人在事件后首次在日本不期而遇。他们重逢时我也在场，当时的场景记忆如新。
浦志强在2014年参加天安门事件受害人追悼会后被拘留。尽管那是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集会而已。
2015年12月，浦志强被认为以往在网上的留言有问题，以寻衅滋事罪和煽动民族仇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三年。浦志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影响国民进行了批判。例如，关于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写道，就算通过爱国主义和党的政治路线来强化统治，未必能让国民幸福，文章讽刺而幽默。如此程度的言论活动，能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和煽动民族仇恨罪，中国国内法律学者和律师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天安门事件后，当了律师的浦志强并不是想要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作为法律的专家，他不断地探索一贯基于法治原则的言论空间。他就是因为不希望再重复天安门事件的失败，才采取了这种方式。就连浦志强这样的温和渐进地着实想改变制度和社会的人物，也会被定罪，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在习近平政府取缔腐败运动中，比起司法的裁决，党的纪律检查被赋予更高的地位。
近来，中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无视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行动很显眼，还利用“外敌”这个概念，来提高国内团结，鼓舞国民的爱国心。
媒体对事实的夸张和歪曲，以及排外的爱国主义，近年来在日本也时有发生，成了热议的焦点。作为日本，对于邻国，不应该事不关己般地只是一味地说“中国是个恶劣的国家”，对于日本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重新进行自我检讨。
无论是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还是日本的慰安妇问题，都可以说是人的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的现象。人为什么要争斗，为什么不能阻止残忍，有必要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对历史进行挖掘。作为人，只有确认互相认可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后，我们才能带着勇气参加社会的变革。反之亦然。
作者是东京大学副教授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