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兴:也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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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象窥豹

不管是从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时不时都能读到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的“碰瓷现象”的消息,读得多了,自然也就产生了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的涟漪效应,仿佛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是“人无信”了。

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录了一篇才千字出头的极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在这篇以第一人称为主人公的小说里,鲁迅讲述了一个正在拉着客人的人力车夫,在撞倒老妇人后,不顾坐在车上的客人的反对,冒着可能被老妇人讹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碰瓷”)的情况,仍然停下车去搀扶她的故事。

在最后几段,小说里的“我”,也就是那位坐车的客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铜元,托巡警转交给已经把老妇人送进派出所的人力车夫,作为对他的奖赏。可是,在徒步行走的途中,“我”却觉得与人力车夫的高大形象相比,自己是越来越渺小了。原文是:“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由于《一件小事》是以“一九二〇年七月。”作为结束,不免惹人揣测,到底这真的是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日记,或者是作者在日记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小说。这只能作为文学史的疑案了。不过,鲁迅的这篇千字小说,写的虽然是“一件小事”,读起来却能让人小中见大,见微知著。

今年6月3日至17日,我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三口去中国,边探亲,边访友,边旅游。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逛了北京、河南、苏州和上海。在旅途中,我看到不少的人和事,而其中也有一件小事,是值得说道的。

事发在我抵达的那一天,地点就在北京国际机场。办好出关手续,拿了行李,走进入境大厅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去买一个中国的手机号。从机场询问处探听到售卖手机号的地点在哪里后,我就走过去了。到了柜台前,在我前面的洋小伙刚好离开,我连排队都不用了。柜台旁边站着一位女客服员,亲切地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在了解到我用手机主要是上网而不是通话后,她就给我推荐了中国联通的一款4G惠通卡,并告诉我这种SIM卡的好处,就是能以低成本高速上网,价格是人民币150元。

我花了差不多10多分钟办完买电话卡的手续后,就用刚买的手机号联系前来接机的亲戚,看到他向我招手就拎着行李,跟他走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分钟后,已经坐上车的我,突然在机场高速公路上接到一通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是刚才在柜台里面为我办理手续的另一位女客服员。她告诉我,我刚才给了200元,却忘了拿走找回的50元。由于我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离机场少说也有几十公里,实在不好意思让亲戚掉头回去,我就跟她讲,这50元我不要了,就当成给她的小费,不然就捐给希望工程好了。她却问我有没有微信号,说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把50元给我。由于不清楚这里面的门道,我就让开车的亲戚把自己的微信号给她,接着他就收到了50元的微信红包。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当时给我的震撼却是非常大的。首先,我看到了一种灵活的办事方法。我曾经设想过,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新加坡,对方会不会在没有见到我本人的情况下,把我忘了拿走的找钱转账给一个第三方呢?我想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我亲自回到柜台,说不定我还得填个什么表格,留下什么白纸黑字,才能把钱拿走。而支撑这样一种灵活办事方法的,就是一个信字。也就是说,北京机场的那位女服务员虽然和我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旅客只有柜台前的一面之缘,她却相信我这个人,因此不必担心通过这样一种毫无白纸黑字作为凭据的方法找钱给我,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在这一点上,我就像是《一件小事》里的那位老妇人,而她就是那位人力车夫。

除了“信”以外,还有一个“诚”字。那位我至今都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女客服员,和我这个异国旅客之间,可以说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估计这辈子再也不会有重逢的机会。此外,由于旅客的时间有限,除非是在机场遗失了很重要或很贵重的东西,否则一般都不会专门返回机场领取失物。这一点,不仅我清楚,她清楚,相信所有在机场工作的人和旅客都很清楚。因此,如果她不给我打那个电话,我即便记得忘了找钱,也不会为此而重返机场。所以,她的那个电话就彰显了一个可贵的美德——诚。尽管我说过她可以当成是小费,不然就自行用作公益用途,她还是坚持把那50元还给我。而这个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仍然是那个“诚”字。

近些年来,不管是从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时不时都能读到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的“碰瓷现象”的消息。读着读着,读得多了,自然也就产生了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的涟漪效应,仿佛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是“人无信”了。可是,在我这一趟长达两周的京豫苏沪之行途中,我和包括上述那位女客服员在内的无数个路人甲、路人乙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却让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中国社会还是讲诚信的,至少民间社会是如此。

当然,这是我的主观结论。可是,世界上又何尝有真正客观的结论呢?不过是从不同立场,所得出的不同主观结论而已。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cheongs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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