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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土耳其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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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的土耳其是伊斯兰革命后的另一个伊朗,还是强人色彩的非典型民主国家?

埃尔多安总统还在实施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从军队到司法再到教育,支撑土耳其世俗体制的三大系统都成为埃尔多安的“眼中钉”,成千上万的人(超过6万)或被解职,或被投入监狱,互联网上也不时曝出对清洗对象的不人道行为。

埃尔多安还实施了三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并决定暂时中止《欧洲人权公约》。西方世界由最初反对军事政变开始不安。

但埃尔多安不为所动,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他的清洗行动是肃清“病毒”,是对民主法治原则的捍卫。埃尔多安也将矛头指向西方世界,他强调:“不幸的是,西方支持恐怖行动,帮助图谋政变的人。”他公开谴责“那些我们以为是朋友的人”。

埃尔多安的愤怒是有理由的。政变前几个小时,是俄罗斯而非美欧告知了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消息。在此之前,俄土之间还为军机事件而差点擦枪走火。关键时刻,“敌人”比“朋友”更可靠。

何况,埃尔多安曾经的盟友,现在最危险的敌人费特胡拉·居伦还流亡在美国。加之美土在库尔德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土耳其“入欧”也被欧盟带有歧视性的高门槛阻挠。新仇旧恨,埃尔多安认为西方支持政变,是可以理解的。

世俗化的土耳其实践西方民主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堪称伊斯兰世界的样板。但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努力,也面临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其中就包括埃尔多安的“政治伊斯兰”和“居伦运动”的“文化(公民)伊斯兰”。讽刺的是,该国军队常常以反民主(军事政变)的方式来捍卫土耳其的世俗政体。

这也导致西方社会对待土耳其相当矛盾,一方面不能给予军事政变公开支持,但是对于土国伊斯兰化又充满恐惧。土耳其对西方社会也不感冒,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长期以来土耳其反美民意高达90%,堪称最反美国家。现在,土耳其朝野达到了反美和反西方的高潮。

然而,埃尔多安不可能复制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将土耳其政教合一。

一是埃尔多安没有霍梅尼的精神领袖气质,甚至不如居伦,他是典型的具有伊斯兰理念的政治强人。从总理到总统,从铁腕对内到强势外交,他更可能成为一位政治独裁者,而不是政教合一的领袖。

二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 )深入人心,拥有90%伊斯兰民众的土耳其已经习惯了世俗化,并且深度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土耳其人反对军事政变,并非反对军队的世俗主义传统,而是不满军队破坏民主体制。土耳其人支持埃尔多安,不是支持其宗教立场,而是支持他维持国家的稳定。同样,土耳其人的反西方立场,不是反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而是对土耳其的内政干涉。

三是土耳其脱亚入欧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加入欧盟依然是土耳其的目标。加入欧盟必须保证土耳其是世俗化的民主国家。

四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013年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反对埃尔多安政权,现在又强烈支持埃尔多安。同样,如果埃尔多安偏离世俗轨道,土耳其民众也会再次反对埃尔多安。

关键是,反恐也是土耳其的当务之急,伊斯兰化无助于破解土耳其的恐怖主义难题。土耳其还是北约伙伴国,美欧只是不满土耳其的清洗扩大化,并未强烈刺激土耳其。尤其美国,除了否认支持政变外,还表示配合土耳其的调查。

埃尔多安的政治清洗也好,利用民意对西方指责也罢,或者向俄罗斯示好,其实都是他强化权力的政治手段。土耳其的未来不是退守中东和伊斯兰化,而是继续向西拥抱欧盟,以保持土耳其两大文明纽带的作用。

未遂政变让埃尔多安的权力和民望达至高点。权力也是双刃剑,若埃尔多安政治清洗扩大化,或放任宗教对政治和社会民生的渗透,土耳其人也不愿意。

后政变时代的土耳其的民主底色不会改变,只是这个国家多了埃尔多安的强人色彩,也多了一些宗教主义的插曲。但世俗主义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旋。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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