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琵琶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纪赟

凡听过新加坡华乐团演出者,都无法将琵琶这一传统华乐乐器,与华乐本身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琵琶可以说是中华音乐文化的象征物之一。然而,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新清史派的干将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曾就琵琶撰写过多篇专文,来讨论其在中华文化之中所扮演的“另类角色”。

关于新清史派因其主张清朝内亚性所引起的巨大争论,我曾撰文略作介绍,而米氏对琵琶的观点也颇可留心。他在《琵琶:蛮族乐器如何成为了国族象征》一文之中,就明确认为唐朝以降,中国人因琵琶为蛮族乐器而耻言之。现代人重新想起琵琶,是为了强调其对丝路的主权。米氏还将琵琶当成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认为元明以后,汉人精英形成反琵琶的潮流。而国家,则在对琵琶象征意义的塑造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先简单追溯一下华乐史。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最早华乐器,为河姆渡的骨哨与贾湖的七孔骨笛,时间不晚于新石器时期;稍晚又有陶埙、陶铃与石磬。从那时直至汉代,又渐次出现了笙、箫、竽、钟、鼓、琴、瑟、筝等。相对而言,管乐器、打击乐器比更为复杂的弦乐器要早一些。如果说正统,这些都算是土生的乐器。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迁徙之故,很多中西亚乐器也渐引入中土,如竖箜篌、筚篥、羯鼓等。其中还有琵琶,其起源可能是西亚,最早于东汉年间著于史册。至宋元以降,民间说唱乐又使得一些与之相关的乐器获得了普及,如三弦、胡琴等。现在北方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也是在明初才由西亚传入中国。

回过头来说琵琶,它自汉代传入就很快流行了开来。主要是因为其音域极其宽广,故表现力远超诸多传统华乐乐器。所以到了唐代,宫廷乐舞中坐部伎的主乐器就是琵琶,它俨然成了当时华乐的中坚。关于唐琵琶,可参日本正仓院诸收藏。其技法可参白居易的《琵琶行》,乐谱则有敦煌遗书。另外也大约自唐始,因胡汉交流频密及边塞生活影响,琵琶也迅速进入了文学世界之中,连王昭君的形象也被文人墨客与琵琶(关塞的象征)联系到了一起。

唐以后,中国人是否如米氏所言,因琵琶是胡族乐器而耻言之呢?这纯属臆测。自中世以降,中国文化渐有下行并世俗化的趋势,所以在民间,琵琶反而因其表现力强而大放异彩。如现在著名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就起自明代民间,更有李近楼、汤应曾这样的琵琶大师。至于歌坊酒肆之中,歌伎所选用最多的乐器之一,就是表现力强的琵琶。

宫廷之中也不遑多让,据周密《武林旧事》载,宋代皇帝寿诞时就有琵琶独奏。《辽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册皇后仪时就有多次琵琶独奏。明代也差不多,据《明史》,在朝贺、大宴等重要场合,都用多部琵琶合奏。汉族精英也绝不会耻言琵琶,如明代名士王九思、杨维桢都以善谈琵琶而载入史册。至清初,琵琶国手已分南北二派,即以陈牧夫为代表的浙江派,与王君锡为代表的直隶派,并出现了像平湖李芳园这样数百年间代代相传的琵琶世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可以说在中国,琵琶从宫廷到民间,从来都未曾因其域外传来而被冷落。

到底何种乐器才可以称得上是华乐的代表呢?真正具本土性的可能还是古琴。现在中国所收藏的唐宋古琴,也确实要比琵琶多得多。然而古琴音质寥落苍凉、含蓄悠远,故华人一提古琴,就会想到焚香静室,或于苍松怪石间静听松风。此即王维所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然而,清则清矣,却终究有点太不食人间烟火,不如琵琶更有人间气象。这也是中世以降,古琴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士人的生活,却始终曲高和寡的根本原因。

反而是琵琶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它来自异域,却在中土大放异彩并融入华人血脉之中。这种特性,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对中华文明理解世界并让世界理解中华文明,都极具启发性。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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