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凡听过新加坡华乐团演出者，都无法将琵琶这一传统华乐乐器，与华乐本身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琵琶可以说是中华音乐文化的象征物之一。然而，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新清史派的干将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曾就琵琶撰写过多篇专文，来讨论其在中华文化之中所扮演的“另类角色”。
关于新清史派因其主张清朝内亚性所引起的巨大争论，我曾撰文略作介绍，而米氏对琵琶的观点也颇可留心。他在《琵琶：蛮族乐器如何成为了国族象征》一文之中，就明确认为唐朝以降，中国人因琵琶为蛮族乐器而耻言之。现代人重新想起琵琶，是为了强调其对丝路的主权。米氏还将琵琶当成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认为元明以后，汉人精英形成反琵琶的潮流。而国家，则在对琵琶象征意义的塑造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先简单追溯一下华乐史。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最早华乐器，为河姆渡的骨哨与贾湖的七孔骨笛，时间不晚于新石器时期；稍晚又有陶埙、陶铃与石磬。从那时直至汉代，又渐次出现了笙、箫、竽、钟、鼓、琴、瑟、筝等。相对而言，管乐器、打击乐器比更为复杂的弦乐器要早一些。如果说正统，这些都算是土生的乐器。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迁徙之故，很多中西亚乐器也渐引入中土，如竖箜篌、筚篥、羯鼓等。其中还有琵琶，其起源可能是西亚，最早于东汉年间著于史册。至宋元以降，民间说唱乐又使得一些与之相关的乐器获得了普及，如三弦、胡琴等。现在北方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也是在明初才由西亚传入中国。
回过头来说琵琶，它自汉代传入就很快流行了开来。主要是因为其音域极其宽广，故表现力远超诸多传统华乐乐器。所以到了唐代，宫廷乐舞中坐部伎的主乐器就是琵琶，它俨然成了当时华乐的中坚。关于唐琵琶，可参日本正仓院诸收藏。其技法可参白居易的《琵琶行》，乐谱则有敦煌遗书。另外也大约自唐始，因胡汉交流频密及边塞生活影响，琵琶也迅速进入了文学世界之中，连王昭君的形象也被文人墨客与琵琶（关塞的象征）联系到了一起。
唐以后，中国人是否如米氏所言，因琵琶是胡族乐器而耻言之呢？这纯属臆测。自中世以降，中国文化渐有下行并世俗化的趋势，所以在民间，琵琶反而因其表现力强而大放异彩。如现在著名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等就起自明代民间，更有李近楼、汤应曾这样的琵琶大师。至于歌坊酒肆之中，歌伎所选用最多的乐器之一，就是表现力强的琵琶。
宫廷之中也不遑多让，据周密《武林旧事》载，宋代皇帝寿诞时就有琵琶独奏。《辽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册皇后仪时就有多次琵琶独奏。明代也差不多，据《明史》，在朝贺、大宴等重要场合，都用多部琵琶合奏。汉族精英也绝不会耻言琵琶，如明代名士王九思、杨维桢都以善谈琵琶而载入史册。至清初，琵琶国手已分南北二派，即以陈牧夫为代表的浙江派，与王君锡为代表的直隶派，并出现了像平湖李芳园这样数百年间代代相传的琵琶世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可以说在中国，琵琶从宫廷到民间，从来都未曾因其域外传来而被冷落。
到底何种乐器才可以称得上是华乐的代表呢？真正具本土性的可能还是古琴。现在中国所收藏的唐宋古琴，也确实要比琵琶多得多。然而古琴音质寥落苍凉、含蓄悠远，故华人一提古琴，就会想到焚香静室，或于苍松怪石间静听松风。此即王维所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然而，清则清矣，却终究有点太不食人间烟火，不如琵琶更有人间气象。这也是中世以降，古琴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士人的生活，却始终曲高和寡的根本原因。
反而是琵琶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它来自异域，却在中土大放异彩并融入华人血脉之中。这种特性，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对中华文明理解世界并让世界理解中华文明，都极具启发性。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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