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昕:面对恐惧

小生之言

15年前的这一天,我也守在电视机前,观视那个历史性的事件。

九一一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将恐怖主义的信息,用最直接的方式,喂给全球电视机前的观众,塑造一种共同体经验,让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也让每个人成为鲁迅最厌恶的,那种只懂得歇斯底里深化误解、于事无补的看客。

那些画面,15年来被不断复制,在新闻特写、在影视文学、在流行文本中,转化成符号。现在人们只记起世贸大厦,但却鲜少有人再谈论撞入五角大楼,以及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空地上的另外两架客机。

这就是符号的力量,它截取事件的一个面向,在复制过程中放大加深意义,直到这个侧面取代了事件本身。

这个符号经过15年时间,甚至成为一个断代的名词。九一一成为分水岭,国际政治、国内政治、金融贸易、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冲击。

恐怖主义打破战场的疆域,使任何地区都成为可能的灾难现场,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从基层破坏一个地区国家的稳定。由美国倡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意味着处处都是战场,人们活在战争的隐喻之中。这种受害者的恐惧,在世界各地催生了更严格的安检体系,催生了牺牲人权的各种反恐政策,催生了更无孔不入的情报监视网络。

平民老百姓成为双向的受害者。个体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个体必须接受:为了保护个体的安全,人身自由、隐私等都必须有所牺牲。

斯诺登事件让美国官方如此头疼,正因为它揭露了美国情报单位已经介入普通市民生活的每一个层级。美国新闻节目“Last Week Tonight”主持人奥利弗(John Oliver)去年配合斯诺登专访,做了个搞笑的街头访问。他首先访问路人是否了解斯诺登事件,得到许多懵懵懂懂的回应。接着他换个方式:如果你脱裤子拍了一张生殖器的照片传给你的情人,这些邮件情报机关都在监视范围内,你乐意吗?——答案可想而知。

我们该如何平衡被监控的恐惧与被杀死的恐惧?这就像慢性病与急性病的差异,但同样是病。

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恐惧”正让极右翼力量在世界各地茁壮成长,比如最近“带领”英国脱欧的英国独立党、经常引起新闻话题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因难民问题而迅速崛起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等;21世纪的世界政治并未走向大同,反而到处充斥分歧。

或许这一如卡通电影《动物城市》(Zootopia)通过小绵羊的阴谋向我们宣告的:控制“恐惧”就能控制世界,让人心有戚戚焉。

15年后回看九一一悲剧,它绝不是没来由的意外。我们可以从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说起,可以从美苏冷战说起,可以从海湾战争说起,不同节点能为我们解答不同的问题。

至于恐惧,如果它的来源如此复杂,那绝无一拳击垮恐惧的可能,唯有面对它,用类似植物的愈合方式,缓慢地全面地处理它,才对得起那些无辜的死难者。

(作者是本报记者 yxta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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