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菲律宾和美国的人权之争

吴俊刚专栏

在前任总统阿基诺手头搞得火热的菲美关系,过去两个多月来急速降温。新任总统杜特尔特6月底上台后,履行严厉扫毒的竞选诺言,雷厉风行,不只震动国内,也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的“人权”关注和批评。人权组织称,迄今已有三千多人在政府的反毒行动中被“法外处决”。

对来自美国和联合国的人权批评,杜特尔特一点也不买账。他怒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笨蛋,更把菲律宾他加禄语的三字经送给奥巴马总统。这种一反外交礼仪常态的举动,震惊国际,也促使美方临时取消了原定在老挝亚细安峰会期间举行的美菲首脑会谈。

菲美关系骤冷之际,菲律宾外交部长雅赛受邀到华盛顿出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论坛,他在发言时抓紧机会提醒美国:“我们不能永远都做美国的棕色小兄弟(little brown brother)”。“我们必须发展和成长,成为我们人民的老大哥。”

很多人搞不明白,杜特尔特总统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棋?为什么不惜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和美国翻脸?或许我们可以从杜特尔特的从政经验略窥端倪。杜特尔特从1988年起就担任菲律宾南部大城市达沃市的市长,直到今年6月当选总统。他能在大选中异军突起,靠的正是他当市长的治理政绩和强悍作风,尤其是在打击罪犯和整治毒品问题方面。

杜特尔特的当选,一来反映一般菲律宾人已对长期治国无能、治理无效的传统统治阶级感到绝望,他们渴望一位体制外的强人总统出来拨乱反正。二来则反映菲律宾因为长期治理失败所造成的高犯罪率、毒品泛滥,以及社会治安败坏的乱象,已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久乱则望治,这是人的共同心理。在既成统治集团和贪官污吏一再让民众失望之后,人们也很自然地把期望转寄到强人身上。

菲律宾是个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但是因为曾长期沦为美国殖民地而采取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多年来备受水土不服的民主折腾;反倒是军变上台的马可斯执政初期,曾带来些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很了解民众要的是什么。因此,他严厉打击罪犯和毒贩,扫荡瘾君子,深得民心,最终还让他当上了总统。显然,多数菲律宾人希望他在全国范围内,复制达沃市的治理方案。

不过,杜特尔特对罪犯和扫毒的手段,也早就引起人权组织的非议,指他组织了一支行刑队,执行所谓的“法外处决”。所谓法外处决,就是不经正常法律途径逮捕和审讯,而是一经列入黑名单,即会被身份不明的“行刑者”找上,就地正法。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在2012年曾发表调查报告,指杜特尔特的行刑队在2005年至2009年之间,至少杀掉了206人。

但杜特尔特的强悍作风却得到多数选民的喝彩,还让他登上了总统宝座。因此,他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顺应民意,履行一旦上任就要大开杀戒,严厉扫毒的竞选诺言。他向贩毒和吸毒者发出最后通牒:投降,否则杀无赦。一时之间,竟然有多达60万多个涉及毒品的人向当局自首,各处警方拘留所为之爆满。

60万人或许只是冰山之一角,但已足以让菲律宾人看到杜特尔特的“威力”。杜特尔特式的毒品之战,以及“行刑队”杀人如麻,自然又引起国内外人权分子与西方媒体一片哗然。美国免不了也说三道四。但杜特尔特深知,现在老百姓所要的“人权”,不是西方媒体、政治人物以及人权组织语义中的人权。他们要的是恢复社会秩序与治安,以及免受毒品之害的人权。在他看来,罪犯和毒贩是没有人权可言的。

对付毒贩和罪犯(当然还有菲南长期为患的阿布沙耶夫回教恐怖组织)可不是闹着玩的。杜特尔特不到马尼拉总统府办公,选择留在达沃市自己的根据地,显然有安全的考量。达沃市一处夜市本月初就遭到恐怖炸弹袭击,有14人罹难。杜特尔特知道他在玩命,必须面对同样强悍可怕的毒枭,以及同毒品集团勾结的政客和地方势力。他坦言:“他们(他要对付的人)太多了,我没法把他们杀光,反倒可能被杀。”他甚至说自己可能无法做到六年任满。

对于这位身处险境的霹雳火总统而言,人权分子无非只是胆小如鼠的群小。在他看来,是占多数的老百姓的人权重要,还是少数罪犯和贩毒集团的人权重要,答案一清二楚。所谓治乱世用重典,60万人举手投降,这样的情景,若不是因为有杜特尔特的非常手段和威慑力,肯定不会出现。

杜特尔特这种暴力型治理方式,与西方的“人权”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一般新加坡人大概也不敢苟同(有些新加坡人甚至反对内部安全法,尽管这是对付私会党、毒贩和恐怖分子的有效武器)。但这是菲律宾选民的选择。

本文旨在尝试探讨杜特尔特总统为什么会在人权问题上和美国对着干,也尝试了解为什么菲律宾人会选择这么一位强悍的总统,而不是要对杜特尔特总统的治国方式做价值判断。但从杜特尔特的崛起,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观察:如果民选政府持续平庸无能,久而久之,民众必然会感到厌倦,并为强人政治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至于这是福是祸,只有时间才能提供答案。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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