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上周发表的《2016年人口简报》，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我国总人口增长1.3%，比上年度增加7万2300人，达560万7300人。如果说我国的总人口增长持续稳步，也错不到哪里去；但公民人口的增幅收窄，永久居民人口略有减少，增加较多的反而是非居民人口，未来情况相信也会是这样。
判读最新的人口简报数字，或许能估计未来人口的可能增长趋势，同时也须留意几个值得担心的局面。
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公民人口持续老化已成明显趋势，而且速度不断加快，年龄超过65岁的公民增加13.7%，比去年同期多出0.6个百分点。年长人口比重偏大，将来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更为严峻，这也解释了非居民人口增加2.5%的原因。
去年新生婴儿共有3万3725名，比2012年农历龙年的新生婴儿还要多，是我国连续第二年生育率创下10年新高；去年结婚成家的公民人数也创下10年新高，共有2万3805对新人共结连理。
这两个新高无法及时抵消快速老龄化的冲击，因为我们已错失了许多年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的机会。根据过去综合世界各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情况，年人口增长率在4%的国家，只需要18年就能人口翻倍，而年人口增长率为1%的国家，需要70年才能人口翻倍。
新加坡国小土地资源有限，人口翻倍不实际。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并以年人口增长率不到1.5%来估算，要达到“理想”的人口规模，其实挑战是非常的严俊。
2013年公布的人口白皮书提出了2030年我国的人口总框架，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预计介于580万到600万之间。到了2030年，总人口可能达到650万至690万之间。白皮书估计从2010年至2020年间，总人口年增长率将介于1.3%至1.6%，现在大致是在这个增幅水平。
如果我们要达到14年后的预计总人口，我们必须增加90万至130万人，以目前总人口年增长率及公民人口的增幅来估计，必须引入更多的非居民人口。非居民在我国人口结构中已占相当大比率，目前约30%，将来这些庞大的流动人口可能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据估计，到了2030年，65岁以上年长者将增加到目前的近一倍。到时，人口赡养比率或降至2.3，10年前是每6.9名适龄工作公民要供养一个年长者，今年这个比率已减少至4.7人，这意味着工作人士的负担将加重。老龄化是许多发达国家面对的普遍问题，但只要经济没有出现过于激烈的变化，而社会安全网的运作持续健全，年长者受到照顾就不会是问题。
社会老龄化将推动对外籍女佣的需求激增，更多家庭需要女佣照顾家中孩子和老年人，这也解释了过去五年女佣人数逐年增加的原因。截至今年6月，外籍女佣人数约23万7100个，到了2030年，外籍女佣的需求估计会增加到30万人。而且根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2012年底的数据，到了2030年，我国医疗保健业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将倍增，达到2万8000人。
在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构图中，当呈现出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时，即塔底越来越窄，塔顶越来越宽的类型，这表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老年人口比重大，反映人口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特征。由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从“年轻型”向“年老型”转变，要扭转到塔底越宽塔顶越尖的“正金字塔”结构，毫无疑问将会是个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完成的任务。
为了避免人口自然增长率无法提升，造成公民人口萎缩的情况发生，政府每年将继续引进1万5000个至2万5000个新移民，但永久居民不一定最终落户成为公民。固然七八年前大批引进外来移民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但移民政策会一直是个具争论性的课题，并将随着经济的起伏而挑动新加坡人的神经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已连续七年增加，截至今年6月达21万3400人。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数字，这些人并未纳入总人口数字中。当更多新加坡人选择在海外读书、工作和居住，14年后难保这个数目不会增加到30万人或更多。目前有更多新加坡人选择到外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学成后是否会回国是个未知数，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以及在外国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将决定他们的回归意愿。
我们现在推算2020年和2030年的总人口数目，必须抵消非常庞大的年长者群体，以及不一定会继续增长的婴儿出生率。就算是14年后勉强达到预期的总人口数字，到时我国的人口结构恐也已起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公民、永久居民和非居民在总人口所占比率分别是：60.8%、9.4%和29.8%，14年后还维持得住吗？这绝对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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