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明:古代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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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联合早报》刊登了好几篇有关中文译名的文章,内容丰富有趣,虽然还没有结论,也没有理出一个统一的提议,不过总算引起了大家对外文的地与名等中译的困境的关注。


究竟在古代文献里的中文译名,是不是有规范的呢?它们所根据的又是什么标准呢?在很大程度上,一切好像都是以“天朝”为中心,只要不是直接统辖的,一般上不是以“蛮”,就是以“夷”通称。后来国土慢慢扩大了,在大陆的蛮、夷渐渐减少,称呼就向南移到中印半岛甚至到南洋。在晚清时期,西方的外国人虽然火炮厉害,不过在中国国内还是被称为“夷”的。


我们来看看自汉朝以来的情形。因为汉朝国力强盛,也开始与“西方”国家通商贸易和交流,所以在文献里就常有提到外国的情形。在古时,印度被译为“身毒”,工匠和商人属于“吠舍”,印度教的教义是《吠陀经》,印度人的名字都是用摩、鸠、湿、奴、婆之类来拼写的。汉字有几千个,为什么偏偏选这些字眼呢?还有如乌孙、匈奴、龟兹、回鹘、突厥、倭奴、羌、羯,甚至室利佛逝等。用的字不是动物鸟禽,就是隐含贬义的,就如音近土耳其族(Turk)的“厥”字(晕倒,不省人事)也不是个什么好的字;中文里也不是不乏与“逝”“倭”同音的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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