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呈:偶像歌手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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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洋的经历或许还可视为新加坡之于中国的一种隐喻: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密切相连的市场对接、迅速实现的情感联系,以及客观存在的价值和利益差异。在新中往来中,共性是优势,差异则是价值。

今年的新加坡出现了两个新偶像,不仅年轻帅气、青春阳光,更分别在体育和文艺的国际舞台上异军突起,战胜高水平对手,迅速累积高知名度,也让人对新加坡的印象再度耳目一新。

约瑟林为新加坡夺得奥运首金的创纪录之举,令新加坡上下激动不已,同场竞技战胜自己八年前合影偶像的励志故事,更容易引起共鸣,成为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同样津津乐道的话题。向洋在“中国新歌声”中一路过关斩将,荣获总决赛亚军。约瑟林和向洋代表着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才华和激情,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展示,他们的速度之美、节奏之韵,是新加坡体育和文化力量的一次集中绽放。在新加坡出生成长的他们,一个醉心游泳,一个热爱音乐,放眼更大的舞台和市场,让亿万人看到新加坡走出来的新世代面貌。

在文化和体育领域,当新加坡人与美国、中国的选手同台时,很多人自己就先弱了三分,觉得小国的机会渺茫。2016年的新加坡,因为有了这两个年轻人的爆发,而且是在一向认为比较薄弱的文体领域,通过竞技的方式让新加坡人与大国选手同场一较高下,不仅毫不逊色,更能脱颖而出,让外界重新认识新加坡、新加坡也借此重新认识自己。

小国的实力并非与人口数量绝对对等,小小尖兵立奇功,在一个单一对拼的平台,还是有机会收取荣誉。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约瑟林和向洋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更多本地年轻人以启示。他们的成功,是实力、梦想和舞台三个层面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象是,向洋的成功似乎也强化了另外一种认知:新加坡不大会是追求艺术事业的首选地方,单单在新加坡市场走红,是无法把实力和影响力同步复制到海外的。相反,在海外具有高知名度的艺人或是获得海外市场承认的新加坡歌手,即刻在本地就能够获得众多粉丝。本地红星大奖的艺人,或是演艺比赛的赢家,走出国门大多少人知晓,无法把在新加坡建立起来的知名度、价值和影响力直接最大化。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新加坡不能做领航者,只能做承接者?形势比人强,有时候或许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

话说回来,类似“中国新歌声”的平台和介质,为向洋以及众多大陆以外的歌手,制造了在庞大市场平台出位的机会。与孙燕姿、林俊杰等歌手先从台湾发迹然后红到大陆不同,向洋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新加坡音乐人第一次直接“杀到”中国大本营而迅速爆红,一方面体现了华人世界娱乐重心已经由台湾转到中国大陆的现实趋势,另一方面也显示在对接中国大陆庞大市场的时候,只要找准脉动、踏准节拍,自身的价值并不会受到地理范围的局限。

竞技方式的同台比拼、短兵相接,长处短板直接亮相对峙,在以华语为主要表现语言的歌唱舞台,向洋展现出的优势和弱势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新加坡气质”――英语流利、华语一般,性格不温不火、表达平实质朴,不煽情不炒作,整体清新干净、心态平和。歌唱比赛是音色、唱功、技巧、气质和表达等多种元素的综合呈现,歌曲选择是否恰当、对音乐的理解是否充分表现,以及歌手本身具备亮点、能否激发观众共鸣,都会决定最终结果。向洋的综合素质叠加在一起,令他和其他参赛歌手既存在诸多共性,没有距离感,又自然地表现出独有的差异个性,恰恰凸显了他的价值,因此带来惊喜,让中国观众眼前一亮。

向洋在中国演艺市场的经历,或许还可以视之为新加坡之于中国的一种隐喻: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截然不同的成长路径、密切相连的市场对接、迅速实现的情感联系,以及客观存在的价值和利益差异。

在新加坡与中国的往来中,共性是一种优势,差异则是一种价值。共性能够让新加坡与中国迅速找到默契和共鸣,消除沟通的基本障碍,并以文化和历史的渊源搭建对话的基础,而差异则体现新加坡自身的特性和判断,既提醒共性之外需要兼顾的利益,又提供观点和作为的另一个视角。

新加坡在政治外交领域,一直遵循自身的利益原则,传递新加坡的声音。小国要想有大的影响力,需要建基于自身发展的成功和对周围环境的敏锐把握与平衡,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时,在与大国交往、互联的过程中,新加坡元素、新加坡角度以及连带产生的话语论述,提供真实的观点,才能引起大国的关注,展现特别的价值。

全球大国格局正在调整之中,中国对区域影响力日益强大,却也正是与外部世界新型关系尚在重新确定的时期,中国自身和外界国家其实都在学习如何调整和适应彼此。相对来说,中国舒展身躯,要求外界调整适应的诉求更为强烈。在这过程中,新中双方如何理解彼此的共性和差异显得尤为重要,既不因为共性产生过高期望,也不因差异而造成误解失望,一些事件中的谁是谁非,若要做出客观评判,可比向洋舞台飙歌全场打分的难度高多了。

(作者是本报助理副总裁(新兴业务)

zhouzc@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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