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共和之梦: “武昌首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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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双十,思绪万千。辛亥革命百年有余,但海峡两岸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似乎依然无法和谐。台湾方面庆祝的是中华民国的建国日,以此来突出自己是辛亥革命的正统血脉;而大陆庆祝的重点是辛亥推翻帝制,回避中华民国这个课题,用另一种方式来传递自己才是孙中山理念正宗传人的信号。

两岸的执政者对“双十”的这种不同的纪念方式和宣传口径,真切地反映出双方(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至今尚未消弭。但是,不管两岸如何争夺名分,如何看待过去,有一点却是双方都肯定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入现代化的一个起点,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双十节”源自“武昌首义”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把 “武昌首义”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会发现,它的发生和成功既有偶然性和戏剧性之外,还有外在和内在的必然性。

武昌起义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诸国插上了思想和技术这对翅膀,其触角和视野伸向东方,趋于全球。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地震效应,其“破坏力”从表面上看,虽然还不至于使这个泱泱大国立刻土崩瓦解,但其震中却是在清朝的命脉之上,所以,这座封建大厦上从此留下了道道裂痕,根基也开始慢慢松动了。

面对战败后的“白银外流”和“西风东渐”的局面,中国国内的“自强”呼声划破当时万马齐喑的神州天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开始反思,开始寻找失败的原因,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胜利主要是靠“坚船利炮”,因此,若欲强国,必先利器。“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太平天国】19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历时14年和波及半个中国的反清运动: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造成的外来撞击,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导致的内创,大清的帝国大厦恐怕还不至于倒塌得那么快。这个“内伤”一方面体现在生灵涂炭和人口锐减方面,另一方面,清廷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由于不得不依赖地方民团(湘军和淮军),客观上导致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无形中被削弱。这为今后汉族中强人辈出,而满族中人才枯竭埋下了伏笔。同时,天平天国的暴力模式也为后来的革命党提供了一个历史楷模。

【甲午战争】而真正让中国人觉醒的事件却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精英们之前所做的“强国梦”,在东海的这场海战中与大清国的北洋水师一起葬身海底。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慢慢认识到:利器虽能强表,但还不足以壮里,于是,有关如何才能真正强国的讨论再次爆发。

大家开始关注宪政政体和治国理念,大量的译著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引入中国,许多思潮和概念也随着泊来的洋货一起蜂拥而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这个认知大背景下,体制革新开始风生水起,废科举(1904年)、兴新学,政治改革(新政和立宪运动)也不再是禁区,可以说,正是甲午战争才催生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可惜,这场变法的结果是人头落地,政改进程嘎然而止。

再后来,光绪和慈禧相继过世,宣统皇帝登基,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这是晚清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一次突发性事件,这个事件对新政改革和立宪运动带来了各有利弊的结果。所谓“弊”,即指满清最后一个强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朝廷对政改失去了掌舵的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时局容易失控。所谓“利”,是指原先的一些保守阻力随之消失,改革步伐得以加快,各种举措相继问世,如立宪时间表出笼,五大臣出国考察等。

【庚子拳乱】就在这国运兴衰的关键时刻,一场由愚昧和昏庸混合而生的“义和团运动”(庚子拳乱),又给这个本已内外交困苟延残喘的泱泱帝国添加了致命一击。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战败,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丧权辱国程度最甚的不平等条约。

由此可见,清朝晚期虽然开启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其实属于“被近代化”;中国与外界的接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被接触”。前面已经讲了两次鸦片战争,西方新兴的资本列强就是依托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笔者看来,人类在其发展史中发明的最具扩张原动力的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教机制”,二是“资本机制”。两种机制追求的都是市场:宗教追求的是信众市场,它希望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奉,因此,西方的传教士们先于资本进入了有着迷信传统的中国;而资本追求的是商品和能源市场,它希望赢得最大的利润回报,所以,西方舶来品纷至沓来,竞相在中国的各个口岸抢滩登陆。

马克思早年在英国报纸上发表评论中是这样描写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就象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

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这个预言相当精准,再结合刚才说的那两个“机制”,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列强正是用这两个机制尝试撬开中国这口“密闭的棺材”,在久撬不开(鸦片贸易受阻)之后,资本机制开始变得没有了耐心,一支舰队由远而来,它不仅带来了隆隆的炮声和滚滚的硝烟,还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欧风美雨”。

面对这股“新鲜空气”,久闭的中国还不及作深呼吸,更未及把五脏六腑洗干净,就被呛得连连从肺叶深处咳出了陈年的污血。因为,中国在被迫与“新鲜空气”接触的时候,治理这个国家的百年老朝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

武昌起义的偶然性

  以上是导致武昌起义发生并成功内在和外在的必然性因素。

历史进程中除了蕴藏着必然性外,偶然的因素和时机的“巧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或阻碍大势的进程,或加速丧钟的敲响。

武昌起义有两个这样的“偶发”因素。那么,为什么要对“偶发”加引号呢?因为这两个事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厘头事件,而是经过朝廷和主管部门“深思熟虑”后推出来的两项政策决定,只不过他们出台的时机产生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偶发”效应。

【皇族内阁】载沣监国后,新政的速度加快。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可十三人中,满洲贵族就占了九席,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因此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此名单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对这样的结果大所失望,而革命党人就更有理由强调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的极端主张。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同样反感,因为“皇族内阁”权力集中,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这对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时,那些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或干脆支持革命的态度。

【铁路权国有化】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是否算得上是英雄且不去定论,但他的确是那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人物。盛宣怀对大清王朝无疑是忠诚不二的,但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导火线,也正是这位精明能干的技术官僚点燃。历史有时就是这般充满偶然性。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官方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化举措,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是一种权衡利弊后无奈的选择,不但与所谓“卖国”毫不沾边,而且原无可厚非。

但清政府的最大失误在于,在绅商、立宪派人士一而再三要求暂缓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之后,眼见风潮愈演愈烈,仍然一意孤行,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讲策略,缺乏战略眼光,一味地用杀一儆百的惯常套路去解决,致使流血事件发生,局势完全失控,中央在地方政府无法维持局面的情况下急调湖北新军过去支援,而这又导致湖北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发动暴动,清朝的灭亡终成定局。就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压垮清朝这头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拉开了中国百年变局的帷幕。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我们不得不问:辛亥理想究竟落实了几许?落空了多少?在海峡两岸,“共和”这块牌子算是都挂上了,可共和的实质是否真正体现在国家政治中呢?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需要完成的是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两百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真能用两百年来完成民族振兴,这着实并不算长。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我们不得不问:辛亥理想究竟落实了几许?落空了多少?在海峡两岸,“共和”这块牌子算是都挂上了,可共和的实质是否真正体现在国家政治中呢?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需要完成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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