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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公共机构——包括政府、立法机构、法院和媒体的信任危机——是特朗普和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崛起的核心因素。只要危机继续下去，这些领导人将继续让选民产生共鸣，无论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
这样的危机并不新鲜。一个联合国论坛2007年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在过去40年，几乎所有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呈现不断下降之势。20世纪90年代，就连长期以来以公民信任而闻名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呈现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的趋势。
美国盖洛普最新“机构信心”调查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或有最早可供衡量的数据）以来，对17家机构中的12家，包括银行、国会、总统、学校、媒体和教堂的信任度，均下降了两位数的百分点；在剩余的机构中，对四家的信任度略有增加，只有对一家机构的信任度是显著增加的：军队。
作为共产主义衰退年代，曾在东欧受训的社会人类学家，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失去公民信任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人们用高度怀疑的目光看待政府机构，并龟缩到社会孤岛中：关系紧密（而封闭）的非正式家人、朋友圈子，并依赖他们取得新闻、信息和其他东西。年轻人看不到任何理由对未来进行投资，而他们的长辈则以惊人的比率自杀，和成为滥用药物的受害者。
今天，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让人担忧趋势，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去年，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大幅上升，一些观察家将这现象称为“绝望的死亡”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千禧一代（出生于1982年至2004年的一代）中的不少人选择推迟结婚、买房或买车。很多人告诉调查者，这种推迟将是永久性的。他们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比率，和父母住在一起，很多人做着既无福利也无保障的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工作。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群体认为自己是外人。曾经对他们开放的大门已经关闭，而他们对代表其利益的公共机构的信心也大幅削弱。很多人把反体制运动和人物如特朗普当成拯救者。
同样的趋势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反精英、反体制愤怒浪潮中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例子包括英国的脱欧公投；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持续崛起；极右翼国民阵线党魁马琳·勒庞在法国总统竞选中表现强势；而今年的奥地利大选，是二战结束后首次没有“体制内”候选人坚持到最后一轮投票。
在美国，随着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开始，许多选民确信体制被人“操纵”，而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并非全无理由。但民主制度和信任缺失会成为危险的组合，因为面临复杂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民众，并不总能找到恰当的目标来发泄愤怒。
近几十年来深刻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加上私有化、放松管制、数字化和金融化——让精英阶层掌握了更多权力，可以更好的利用智囊和慈善机构、影子游说、颠覆标准程序的变通办法、媒体、竞选融资和在曾在“公共服务”任职，来进一步谋取自身的利益。这种“新形式腐败”虽然在技术上完全合法，但几乎不具备任何透明度，也因此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任。
这种现象，加上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可以部分解释像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何以能够打动选民，当越来越多的选民生活在他们自己与世隔绝的信息世界中时更是如此。面簿和推特的运演算法，加深了群体的偏见并过滤掉相反的观点——甚至是事实。数字时代创造出一片孤岛，讽刺的是，这与共产主义所创造的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任何研究过东欧历史的学者而言，结果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特朗普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利用无力感和愤怒、怀旧的渴望和民族主义，并把移民等弱势群体当成代罪羔羊。就像俄罗斯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往成为目标一样，美国感到梦想幻灭的人群，被鼓励对本已受边缘化的群体，进行妖魔化和骚扰。
信任是繁荣社会的命脉，而西方多数国家需要紧急输血。但西方政治制度将无法摆脱对呼吸机的依赖，除非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开始感到受威胁，觉得不能再继续忽视那些被遗弃者的需求。
作者Janine R. Wedel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Schar）政策及政府学院人类学家兼教授。
英文原题：Donald Trump and a World of Distrus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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