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拨开权力的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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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往经验,民间若不主动踏前一步,团结凝聚共识,振臂扬声,而是期盼官方与企业主动保护民间的所有利益,很容易陷入缘木求鱼甚至与虎谋皮的境地。

中国东部的雾霾情况再度引发世界的关注。中国网民更不用说,受灾之余创意泉涌,网上的嬉笑怒骂酸文源源不绝。在各种信息中,最震慑人心的照片,莫如河南安阳一所中学,在重度雾霾期间安排学生在露天操场上考试的画面,据说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

官方监测数据显示,16日以来,多处监测点指数频频爆表,21日当天晚上更被称为“最后的疯狂”,雾霾覆盖面积一度达到188万平方公里,相等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直到22日中高空风力加强,冷空气下降,才逐步改善。

30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多方面的环境污染,其中雾霾情况因为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不得不面对,而更揪心。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即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环境污染持续引发居民的死亡和各种慢性病,其中空气污染每年导致数十万人死于相关疾病。

去年初,前央视主持人柴静制作的网络纪录片《穹顶之下》,就以亲身经历结合深入报道探讨雾霾问题,引起巨大反响,累积超过两亿个点击,但视频却因影响广泛遭到封杀。从民众的反应可见雾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深刻的痛点。

许多社会与经济学的研究都指出,污染问题几乎是近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著名的例子包括几个国际大都会。

伦敦在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大量使用煤炭做燃料,又缺乏环保意识,燃煤烟尘与空中水汽结合,长年累月污染空气,被称为“雾都”,市容长期处于一片灰黑肮脏,民众健康受害更大。1952年12月初,污染到达最严峻状态,严寒中家家户户烧着品质不佳的煤炭取暖,加上火力发电厂和越来越普及的汽车,污染物在高气压下严重遮蔽了日光和视线,交通堵塞,车行极慢,车祸连连,空气中恶臭难闻,民众纷纷不支病倒。

英国广播公司在2002年所做的事发50周年纪念报道,引述多个民众的回忆:八岁小儿的手臂伸出去已经不见五指;中午刚过不久,人行走道已经消失在灰黄的浓雾中;有人想向旁边立着的“人”借火点烟,转身才发现是灯柱。

事后统计,雾霾期间和后来几周因恶劣空气死亡者多达1万2000人,很多死者的嘴唇都呈蓝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惨案。

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一度试图淡化雾霾的恶劣影响,但在朝野议员竞相诘问下,还是陆续披露了一些数据,引发举国震动,议会与民间舆论批判政府的声音不断升级,当局终于避无可避,在1956年通过从多方面保护环境的大气清净法。

今天以干净卫生闻名的日本也曾发生令人震惊的严重污染。明治维新之后工业快速发展,作为经济重镇的大阪,在20世纪初饱受采矿、钢铁等重污染工业的影响,一度被称为“烟都”。二战之后,日本为求快速重建,大量消耗石化燃料,影响所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工业化城市,全日本多处都笼罩在烟尘蔽日、化学味恼人的“十面霾伏”环境。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儿,许多民众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而工业、汽车业等污染源往往涉及财团与政党利益,1962年开始颁发的各种防治污染法案,都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在对抗污染过程中,日本公民意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论是否受害,民众积极组织起来起诉造成污染的企业甚至政府。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民众透过司法维护健康与环境的权利。各地民众在汽车尾气等受害案例中,提出诉讼都获得胜诉。这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则逼迫企业投入资源研发更安全与环保的生产方式。

而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空气污染也曾是挥之不去的噩梦。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专题《洛杉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作者李佳佳深入采访写出这个环境梦魇如何折腾当地人。从1940年代就因为工业起飞而饱受各种困扰,终于在愤怒的母亲串联下,迫使政府正视问题。然而这种努力不可能立竿见影,来自民间的力量直到1970年4月22日,汇聚成全国200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成为标志性事件,这一天后来也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进一步巩固环境保护意识。但即便如此,加州的空气污染也是直到90年代才出现明显的改善,前后经历半个世纪。

从各个案例来看,环境污染几乎是上一波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经济体的必要之恶,也是难言之痛,它所造成的健康伤害与性命损失,留下数不尽的无名氏早已流干的眼泪,后人所注意到的却仅仅是辉煌荣景、华厦大道。在这个看似永难两全的发展/环境的悖论中,政府、企业与民间各拥立场与利益,但最缺乏自主意识的往往便是同样没有资源的民间。从过往的经验,民间若不主动踏前一步,团结凝聚共识,振臂扬声,而是期盼官方与企业主动保护民间各方面的所有利益,很容易陷入缘木求鱼甚至与虎谋皮的境地。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今年初在评论中国污染的时候指出可能是关键的一点: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其公民要求更清洁空气的权力。对于公民社会贫困的社会来说,这无疑会使很多公共议题的解决滞后,其结果则是更多普罗民众被牺牲。污染的解决也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权力能否平衡,需要弱势一方意识与行动的觉醒。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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