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如果今天有人穿着纳粹军服、手持纳粹旗帜，在我面前做出类似向希特勒敬礼的手势，我的第一反应应该会是看他有没有发烧，或是不是在准备拍历史古装剧；但除非他做出任何更极端的举动，我不会即刻认定这个人在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且我想，多数人也会遵循这样的思维模式。
所以当台湾新竹光复中学的学生上个月底上演“纳粹变装秀”时，学生不觉得有问题，老师不觉得有问题，校方也没意识到出了问题。直到相关照片在网上传开，引起轩然大波，以色列和德国先后发出谴责后，大家才开始议论：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此举无异在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历史伤口上撒盐。校方原先解释，学生的本意是要凸显纳粹残暴的历史，提醒民主自由来之不易，这本无可厚非。再者，此次变装游行以“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为题，凡有“成王”登场，必有“败寇”反衬，因此以纳粹为题材并非最大症结。
但当学生以达到娱乐效果为目的，甚至行纳粹礼，过度渲染却没有明确所要传达的信息时，纵使仿真性极佳，也已然本末倒置。学生或许以为自己是“做对的事”（do the right thing），但不曾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把事做对”（do things right）。
这并不是说涉及敏感历史课题的诠释就只能刻板行事。诚然，创意乐学与历史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少之又少，但绝非二元对立。在处理现当代历史课题时，要“把事做对”，就应多加顾及各方感受。同样是一件“对的事”（传达自由可贵的信息），“做对”的方式有很多种。无论哗众与否，最重要的是让受众接收到正确的信息，这就算“做对”了。
除了度量的拿捏，“纳粹变装秀”反映的更多是对历史一种轻率和麻木，具体表现在缺乏对受事件影响者的同理心。二战结束至今仅70余年，但对于在和平岁月出生年轻世代，似乎对历史应有的认知，经时间或地理距离淡化，就顺理成章成了无关痛痒的玩笑，实在叫人唏嘘。
这种淡化的危险在于，每个小群体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史观和自由意志，却忽略了伴随自己的作用力而来的反作用力，即自己以为无伤大雅的言行对其他群体的影响。这就如法国《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数次罔顾其他宗教群体感情，出版带有冒犯性质的漫画，对言论自由的热捧，换来了宗教狂热分子的报复袭击。
殊不知，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而是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包括从战争苦难中疗愈的权利。没有人会反对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学会用自己的自由，去体现对他人的关爱。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尊重。
开玩笑本应是一种豁达、风趣的表现，通过些许的幽默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加分，算是“对的事”。不过要把这种豁达和风趣“做对”，首先必须对玩笑的内容和对象有基本的认知，可以的话还应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跟受众建立一定的默契，否则随时都可能弄巧反拙。我无从想象本地如果有人上演类似的“纳粹变装秀”，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但无论在日常交际或在社交媒体，一个不经意的玩笑稍有拿捏不当，就足以演变成社会矛盾。尤其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更应以此引以为戒。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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