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昕:回顾十年:失落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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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之言

我们曾试图在网络世界创建乌托邦。

我记得大约在十年前,我们曾高喊口号“打倒所有收费网站”——资讯的、娱乐的、体育的,用一种盗版精神传播文化,追求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

虽说网络盗版让相关产业损失惨重,但在传播意义上,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日剧、动漫,以及色情影片,在盗版浪潮中,完成了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交流,消弭经济保护主义所设下的屏障,规避政治审查。

这样的荣景曾让我们骄傲自豪。

后来当资本主义收编了盗版精神,发展出山寨文化与新媒体霸权的时候,我们当年的叛逆精神即刻被糟蹋得不忍卒睹。

我的二十几岁青春便是在如此急转直下的环球化语境中度过。

步入大学那年,网速下载已经完全取代光碟,每个大学生都是区域网资源共享社群的一分子,大家默契地通过网络日常走向《黑客帝国》的预言,开始贪婪地追求更快更高清,因而失去耐性,心浮气躁。

2008年,因为远赴上海交换留学一学期,我注册了面簿账户,借以同家乡朋友保持联系。经历过ICQ、Friendster、MIRC、论坛网、博客的没落,我从没想过面簿会逐渐占据生活。我也从没想过,智能手机的普及,竟改变世界。手机取代电视、计算机、日历、笔记簿、画布、照相机、录像机、录音笔、字典,成为万能工具。

2008年,老家马来西亚迎来民主议程里程碑,反对党联盟掀起政治海啸。接着奥巴马在选战中胜出,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我们曾乐观地以为乌托邦即将降临,继续享受免费的娱乐免费的知识,成为享乐主义者,而它的代价是:当一切被主流体制收编,我们竟无所适从,脆弱得要命。

大四的毕业论文,我以韩寒为题,从低龄写作、80后现象,探讨中国的青少年亚文化,并且大量借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赫布迪奇(Dick Hebdige)《次文化——生活方式的意义》里的理论。他认为,每个次文化出现时总伴随主流文化的歇斯底里,但随着主流文化的收编,其消解霸权的意义便瓦解殆尽。当时的我对这论调不以为然,没想到历史的后见之明证明赫布迪奇是对的,资本主义早把80后现象转变为消费的狂欢,从小时代、双十一节,到网络打赏机制,背后无一不是商业利益的驱动。

网络世代嗜好免费,资本主义发展出各种免费服务,其代价是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广告已经成为另一种货币),以及更为严重的:剥削/窃夺网民的个人资料。

阿拉伯之春通过社交媒体成功扳倒独裁政权的历史事实,曾让我们振奋不已。随着掌握政经资源的机构主动出击,社交媒体如今也改变了演算方式,冲击网络世界的多元纷呈,人们才意识到社交媒体民主竟如此脆弱。

中国的网络屏蔽系统与斯诺登事件提醒我们,当年推崇的无偿与平等,让我们走上一条可怕的不归路。

一如刚过世的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所担忧的“流动的邪恶”,当今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机构正以种种安全及“都是为你好”的理由,将我们置入一个比奥威尔《1984》还要骇人的监视网络,其实那便是《黑客帝国》的世界。

(作者是本报记者 yxta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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