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不仅是法律所保障的法律权利，它更是一个先于及独立于任何法律权利的自然权利。即使是在完全没有法制的原始战争状态，人类社会都明白“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自然规则，继而承认生命拥有超脱于法律规范的地位。
为什么在现今法治的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法律却拒绝承认生命的绝对价值？我们都同意，我们不应杀人。假如这是大家公认的基础，那我们凭什么依据来偏离这个基本原则呢？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不应杀人”，但是在面对某些罪犯时，我们却突然有了（通过法律之手）杀死他们的理由呢？
有些人认为，死刑的合理依据是它的威慑作用。这个论据的基础是死刑的存在，可以有效阻遏人们犯罪。但是，这个论据有两个核心缺陷：
第一，它假设人类基本上就是潜在的罪犯，并且会因为害怕死刑而不去犯罪。笔者虽然不是犯罪心理学或是社会学专家，但是我认为前半个假设基础是荒谬的，也是有辱社会上绝大部分有良知、有自尊的人的。后半个假设基础也不成立，因为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达到零死罪率。这唯一能说明的，就是死刑无法有效遏制社会最希望威慑的犯罪：谋杀、贩毒及军火犯罪。
第二，威慑论据将死刑变成了杀鸡儆猴的工具——死刑的功利性质正是问题之所在。假如死刑是为了“一命偿一命”，强制处死毒贩（包括初犯）似乎完全不符合原则：他们并没有杀死任何人。另外，把死刑犯的生命变成公共教育的工具，似乎更加突显了社会对生命的信念，其实没有想象中坚定。人的生命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依然是人的生命。
假如我们同意每个人的生命——纯粹因为它是人的生命——应受到相应的尊重和保障（比如不能对其虐待或是奴役），社会凭什么仅通过将一个人判定为“死刑犯”，就把这个人的生命降格为公共宣传的工具？假如罪犯的生命是一朵鲜花，难道我们可以在嫌弃与蹂躏那一朵鲜花的同时，问心无愧地坚称我们是无条件、平等地去珍惜、尊重与热爱每一朵鲜花？假如死刑并非将人变成公共宣传的工具，威慑论据似乎完全丧失了其仅有的目的和功能：宣传与威慑。
有些人会认为即使死刑不适用于毒贩，死刑依然是谋杀唯一相应的惩罚。笔者不否认谋杀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但是，死刑是否是应对谋杀最恰当的手段，仍是值得斟酌的议题。杀或不杀从来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涉及三个观点。
第一，人死不能复生。无论被告杀害多少人，谋杀犯也只能被处死一次，受害人也无法复生。所以，死刑从来就无法反映谋杀犯的“罪量”。
第二，死刑背后的复仇心理有古老的历史。死刑非但不见得能满足所有人的复仇心理，正相反，它根本就不是对受害人的补偿。法律应该制止，而非助长复仇心理的产生和延伸。因此，法律不应提倡死刑。
第三，死刑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社会原始的嗜血性。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否认地涵盖我们过去相对无知与黑暗的历史。但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做的就是选择文明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我们不应让死刑的存在反映人类的劣根性；我们应该通过废除死刑来反映我们对生命的思考——生命是绝对的及无条件的。
法律的覆盖面是辽阔的，但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与产物，法律不能一意孤行地违背自然和逻辑的定律。个人生命的存在，永远先于及独立于任何法律的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形，法律应该永远遵循第一原则，即对事实存在的个人生命平等地保护。法律可以阐述当不同人的生命有冲突时，期间所造成的生命剥夺是否合法（比如，甲准备用刀刺杀乙；之后挣扎过程中甲被警察射杀了，警察是无罪的）。
但是，假如犯罪事件已经发生（比如甲杀害了乙，之后被警察逮捕了），法律就应该退回秉持第一原则。假如我们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执法的警察），在甲已经被逮捕的情形下杀害甲，法律本身也没有任何理由背离第一原则，因为法律只能在不同人的生命有冲突时，才可以背离第一原则。
假如法律以任何其他理由（包括通过立法机关立法，或是法官释法的渠道）允许对生命进行剥夺，其危险在于法律不再受制于第一原则的绝对约束，而社会所允许的死刑理由也会越来越多，生命的绝对价值也就荡然无存。这就好比赌客的“自我约束”，原本下注顶限为每年的花红，但是逐渐将下注顶限放宽为一个月收入、两个月收入……我们都明白，潘朵拉的盒子一旦开启，所谓的“约束”就有名无实了。
法律也是同一个道理和逻辑：除非不同人的生命有冲突，法律应该永远对事实存在的个人生命平等地保护。因此，国际社会，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对菲律宾近期以扫毒为由，所产生的惊人就地执法死亡率表示强烈担忧，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死刑永远会是引起各方强烈反应的法律议题，因为它涉及了人类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审判。感性之余，法律必须符合内在及自然逻辑。法律可以规范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无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死刑应该被废除。
作者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