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点义见
科技的进步带来交通和通讯的发达，经济生产模式的更新换代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吸引了大批移民。这些社会生态的改变带来的是同化和融合，压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和意义。
前几天，应邀到耶鲁—新国大学院作个讲座，主题是“福建话与传统”。
尽管我经常给大学生上课，做讲座，但是这场讲座还是很不一样。首先，这是英语讲座，而且同台的还有研究英语和语言学的大学教授。其次，本次讲座本地学生和欧美学生参半，而且还来了好几位外籍教授，他们都对“福建话与传统”感兴趣。
我首先从“福建话”这概念讲起。在新马一带，我们普遍称为“福建话”的方言，准确来说是“闽南语”，主要分布于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新马早年福建移民多来自漳泉地区，社会上通行闽南语，因此人们习惯上把闽南语等同于“福建话”。来自福州、福清、莆田等地的移民用福州话、莆仙话，来自三明、龙岩等地的移民用客家话。在本地传统中，人们只把闽南语社群视为“福建人”，把来自福州、莆田、三明、龙岩等地的移民视为“福州人”“莆田人”“客家人”等。
这是因为在殖民地时代，华人主要用语是方言，为了方便，政府以方言划分、管理华族社群，而不是根据中国地方行政划分。同理，潮州人成了独立于广东人之外的社群，客家人也成了独立于广东人或福建人之外的社群。
有个同学对方言的式微感到惋惜。他说，同龄人中很多华语已经不行，至于方言，更是不通，方言可有未来？
我说，方言式微已是事实。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项统计调查指出，在1980年，即“讲华语运动”启动翌年，大于60%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华语，使用英语的大约是10%。10年后，到了1988年/1989年，主要家庭用语为华语的小一学生达到了顶峰，为70%，主要用语为英语的升为25%左右，主要用语为方言的急速降为5%。到了2004年，隔了一代人时间，几乎没有小一学生在家使用方言了，而使用华语和英语的各占一半。到了2009年，讲英语的升到60%，讲华语的降为40%，讲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计。我年近五旬，在讲方言的家庭中长大；即便如此，也只懂得闽南语和粤语皮毛。属于我下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当然对方言更加陌生。
方言在我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首先，语言是知识的重要载体，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知识的窗；其次，与师友长辈用方言交流，虽因我方言水平低下而有损交际效率，但这缺陷被满满的亲切感弥补了，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情谊的窗；再次，方言把我紧紧地与祖籍文化系在一起，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自我认知的窗。
方言式微，惋不惋惜？当然惋惜。在我国，这个趋势可不可挽回？无可挽回。
社会历史地理是形成方言的重要因素，如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分裂割据、人口的迁徙、山川的阻隔、政治的影响等等。科技的进步带来交通和通讯的发达，经济生产模式的更新换代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吸引了大批移民。这些社会生态的改变带来的是同化和融合，压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和意义。
这个情况在中国也很明显，尤其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民网2016年8月的一篇报道指出，使用方言交流的人们越来越少，地道的方言严重退化、萎缩，甚至有人预测，方言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报道引述林瑞武等人对福州、厦门、莆田和龙岩四地各200名中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掌握方言且经常使用方言的学生中，福州23.65%，厦门36.68%，莆田38.97%，龙岩仅17.53%。为了保护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中国2015年启动了“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了对方言的保护工作。
在我国，保护方言并无现实条件。截至2016年6月，我国华人人口是292万人，基数本来就不大，再往下分到闽南、潮州、粤语、海南、客家等方言群时，基数更小。这么小的基数无法形成保护方言的群聚效应。
此外，华人人口中的47%出生在1979年前后。换言之，华人人口一半出生在“讲华语运动”启动之后。总体而论，这一半人口掌握方言的能力大概只能在我之下，不会在我之上。我一代人已经对方言感到陌生，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更没有掌握方言的社会和家庭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英文是世界范围内的商用语言；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在讲究效率的工商环境中，从使用人数上考虑，人们肯定首选英文和华文。即便在本地华人会馆这个传统的方言堡垒，社交和工作用语也早已换作华文和英文，而非本族方言。
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方言在新加坡相信会近乎绝迹。方言的社会功能如文化传承，今后只能由华语来肩负，甚至英语。通过华语来进行祖籍文化的传承，虽然难免流失原汁原味，但是，华语有跨越不同方言社群的覆盖力；较之方言，华文的标准书面词汇也更有利于掌握和传播。
方言在我国终或消亡。但是，与此同时，假以时日，新加坡式华语大有可能演化为汉语的一个方言，体现了语言这种文化现象不断发展的特性。
（作者是隆道研究院总裁，本文仅代表个人看法，chinyee_koh@yahoo.com）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