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在刚过去的情人节，网上出现一个对比情人节和清明节的趣味文，说两者同样都是要送花和送吃的，但情人节是“烧真钱”，清明节是“烧假钱”；情人节是“讲鬼话给人听”，清明节却是“讲人话给鬼听”。
一语中的，讽刺了现代人人话鬼话分不清的现象。我们常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用于贬低双面人阳奉阴违，但广义而言也指日常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技巧，才能有效沟通，否则常会因弄不清状况而闹别扭。
朋友圈中最近又围绕“该提倡什么样的华语”掀起热议。事缘本地知名主持人徐秀盈（Diana Ser）上周末在《今日报》发表评论，说本地孩童虽在中国教师指导下，学到“字正腔圆”的华语，但终究与本地市井小民所使用的华语有所出入。
比方说，学普通话的孩子会认“早市”，但不会认“巴刹”，会认“公交车”，但不会认“巴士”，认得“好管闲事”，但被人骂“鸡婆”还可能不知所云，因为这些词在他的词库里并不存在。但另一方面，主张“赶搭中国经济列车”者则认为，如果没把普通话掌握好，日后在使用普通话的国际场合，势必出现沟通困难。徐秀盈抛出一问：我们让下一代学的华语，应该是普通话，还是“新加坡华语”？
这样的思辨尤其凸显新加坡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特有语言现象，且本质上与本地多年针对能不能接受“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一种规范用语的争论大同小异。究竟要“见人说人话”还是坚持本土特色，见仁见智。
就我本身与不同华人地区的朋友交谈的经历而言，我总会“调频道”接近对方的语言特性，比如加个儿化音，或是不说“kopi”而改说“咖啡”等等。功能主义者会说，反正都是华语，大可不必做这么细致的区分。但从个人偏好来说，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掌握一些语言特色，“见人说人话”能让对方感觉亲切些，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此。
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为了向某个“标准”靠拢，也不是主张舍弃本土特色。不同特色的华语之间并无矛盾，也不是只有“标准”的才算“人话”，其他的都是“鬼话”。本地一些家长认为，只要“地道正宗”就应该奉为宝典，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恰是本地华文教育的一个迷思。
“标准”本身是个人为的建构。汉语分支繁多，普通话、本地的标准华语、乃至市井华语，都与粤语、闽南语等一样，是多语体系里的一支。选定其中一支为标准，只不过是为了统一规范。小孩学了带有“京韵”的华语，那是他习得的一个新“语言”，没有理由视之为与其他“类型”的华语相排斥，也不应与是否标准或正统的问题挂钩。
相反地，如果说语言教学的目标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会话功能，那对下一代的教育，就更应让孩童对标准华语和市井用语，有清楚的认识和区别能力。本地语言环境特殊，同样是华文华语，但不同门类各有千秋。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对个中特性有所理解，才不至于相互混淆，也不会因为认定只有一种“标准”而形成表达障碍。
语言再怎么有附带的经济价值，首先还是源自生活，也终必回归生活。纸上所学，能帮助梳理和提升语言习能力，但要学好华文华语，终究还是得“躬行”；而这又回到学生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多加运用的老问题。至于学的是中国话、普通话还是新加坡话，我想既然是要对人说的，只要是人话就可以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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