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水的考验

漫步

都说新加坡“啥都没有”,连水都是外来的。说“水是外来的”也不尽然,但“水是宝贵资源”,这句话有时候已沦为一种口号。

看看自来水如此方便,也没有让人觉得新加坡很缺水,不少咖啡档甚至餐馆,多要一杯热水一般还是免费的。

再看看油站的“人工”(hand-wash)洗车服务,用的是强有力的水管,往车身哗啦哗啦一阵乱喷,车身上的灰尘污垢已清除大半,为洗车工人省了许多工夫,大大提高了洗车服务效率;相对便宜的洗车费也告诉你水的成本不高。

再看看为我们提供部分食水的柔佛州,几乎每年旱季来临时都要缺水,要实行限制用水。但什么叫限制用水,许多新加坡人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

所以,许多人会认为,水应该是便宜的,原因何在?财政部长王瑞杰前天在国会总结新财政年度政府财政政策的辩论时说,公用事业局向用户收取的水费,只足够运作开支,以及税务工程、输水管和水回收厂的折旧成本。

过去一个星期,政府为水价调高30%的政策极力辩护。这个辩论恐怕还会在国会外持续下去,因为水价课题与生活方式,以及工商业的运作模式攸关,更牵涉到人们的思维认知。

最简单的例子是,水价高涨了,洗车服务是否改变操作方式,减少用水量;或是你水涨他船高,直接抬高洗车费,把额外成本转嫁给驾车人士。如果真是如此,洗车行业就错过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作业模式的大好机会。

新加坡的水价自2000年以来17年不变,是怎么做到的?一般人的认知是,随着政府在水资源开发技术成本的降低,如淡化海水技术比以前相对便宜、新生水的开发扩充了我们的水源,水价应该是越来越便宜才对。现在政府说要把水价调高30%,人们不吓一跳才怪。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新加坡整体的用水量不断增加,利用海水淡化和新生水科技所产生的水,比例上是越来越高了,而这比起传统从马来西亚进口生水的价格,是高出许多的。

因此,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政府这次提高水价,更是要纠正一项已出现偏差的政策。

李显龙总理一个星期前在一场科技创新对话会上,被问起他的领导哲学时,作了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最重要的理念是别把自己或是自己的理念看得太重……你必须接受他人的意见,知道何时接受,何时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看法,你必须说服团队,让他们相信即使你的看法不获多数人支持,但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希望他们与你同行……”《联合早报》为之打出的一行标题 “李总理:须提醒自己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概括了李总理三几段话所表达的“领导哲学”。

李总理勇于及时纠正错误的领导作风,国人也应该很熟悉了。自2011年大选之后,政府在移民、教育、公共交通等几个重大政策上作了改变,以回应民意。

李总理的领导班子的确表现出愿意“从善如流”,也是因应时代的改变。社交媒体的发达,从政者也在利用社交媒体跟人民沟通,他们直接感受到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是建国总理李光耀那一代建国先驱所缺乏的民主体验。

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接受别人的看法与批评”,也同时面对一种“如何平衡”的困境。水价改革的争议是政府眼前面对的一项考验,在批评浪潮前退缩还是勇往直前?

现在政府提出“战略性”的水价政策,不只是一次“是时候加价”的调整,而是在思维观念上具有很大的革新意义。部长通过国会辩论,总理也在个人面簿上重申“水是战略资源,水价必须反映其重要性”。

经济学者黄有光认为,新加坡经常有节省用水的呼吁,正是由于“水的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其成本”(见昨日早报言论版《为何不能只起富人的水价?》)。他指出,水是必需品,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水价不可以很高,所以,世界上的城市普遍上水价都偏低。

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抬高水价以反映水资源的成本,可能付出政治成本。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跳下水。从新加坡过去多年来水价相对便宜的情况来看,政府在水价政策上一贯“如履薄冰”。即使现在的显著起价,也不是完全收回成本,政府不能在这一方面,跟人民算得太清楚。

水价革新政策能否达到迫使各界和各阶层节省用水的效果,而不是推动生活费的上涨,是检视这次30%高涨的成败标准,而这在短期内就可以看得出来。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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